说完，加拿大人退了出去，我几乎呆住了。我原本以为，即使机会来了，我也会有时间考虑和争论这个问题。可没想到，这个生性固执的同伴现在不允许我这样做。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又能和加拿大人说什么？尼德·兰百分之一百有理。今晚可以说是个不错的机会，应该加以利用。难道我能背信弃义，背上为了纯粹的个人利益而断送同伴前途的罪名吗？况且明天，尼摩艇长难道不会把我们带到远离陆地的海洋？

这时，响起了一阵呼啸的水流声，我意识到潜艇上的储水舱正在灌水，“鹦鹉螺”号正潜入到大西洋海底。

我待在自己的房舱里，避开尼摩艇长，以免他看到我内心的不安。我就这样度过了难熬的一天，在对恢复自由的渴望和离开“鹦鹉螺”号而导致自己的海底研究半途而废所感到的遗憾之间左右为难！就这样离开这个海洋——“我心爱的大西洋”——我多么喜欢这个称呼，我还没有观察大西洋的底层情况，还没有像揭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秘密那样去揭示大西洋的秘密！我的小说刚写完第一卷，怎么能停笔，美梦达到最高潮时怎么能中断！有时，我希望自己和同伴一起安全回到陆地上，有时，又极不理智地希望出现某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使尼德·兰无法实施他的计划！我就这样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

我去了客厅两次，想看看罗盘。我想知道“鹦鹉螺”号的航向是在靠近海岸，还是在远离海岸。两者都不是，“鹦鹉螺”号既没有靠近也没有驶离海岸，一直在葡萄牙海域沿着大西洋海岸向北行驶。

我只能打定决心，准备逃走。我的行李并不重，除了笔记本，什么也没有。

至于尼摩艇长，我心里盘算着，他对我们的逃跑会有什么想法？这会在多大程度上使尼摩艇长感到不安，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如果我们的逃跑计划被泄露或失败了，那么尼摩艇长会怎么做？当然，我没有什么理由可埋怨尼摩艇长的；正相反，我应该感激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坦诚待客。可我离尼摩艇长而去，也不能说我忘恩负义，我们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誓言的约束。为了把我们永远地留在他的身边，尼摩艇长是诉诸环境造成的客观力量，而不是凭借我们的誓言。但是，尼摩艇长那种公开承认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潜艇上的奢望，也就使我们种种逃跑的企图变得合情合理。

自从我们一起参观了桑托林岛后，我一直没再见到尼摩艇长。在我们离开之前，能否有机会见上他一面？我既想见到他，又害怕见到他。我侧耳倾听，看能不能听到尼摩艇长在隔壁房间里走动的声音。没有，我没有听到一点儿声响。尼摩艇长的房间里应该没有人。

我终于想到，这怪人也许根本就不在潜艇上。自从那天夜里小艇为了执行一项神秘的任务而离开“鹦鹉螺”号以来，我对于尼摩艇长的看法略微有点改变。我想，不管他自己嘴上怎么说，尼摩艇长可能与陆地仍保持着某种联系。尼摩艇长难道从来不离开“鹦鹉螺”号吗？那么，我怎么常常一连好几个星期都见不到他。在这段时间里，尼摩艇长做了些什么？当我以为尼摩艇长在愤世嫉俗情绪发作的时候，他难道不是在远方进行某项性质至今不为我所知的秘密行动？

所有这些想法，和其他各种念头就这样不停地纠缠着我。在我们所处的特殊情形下，这样的猜测自然是没完没了。我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不安。这一天的等待好像永无止境。我心急如焚，嫌时间过得太慢了。

像往常一样，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晚餐。由于心事重重，我毫无食欲。7点，我离开了餐桌。距离我和尼德·兰汇合的时间还有120分钟，我简直是一分一秒地数着这段时间。我越来越焦虑不安，脉搏在猛烈地跳动。我坐立不安，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希望通过活动来平缓内心的焦虑。想到这次鲁莽的行动可能会带来的死亡后果，我倒不怎么难受；但一想到在离开“鹦鹉螺”号之前我们的计划就被发觉，我们重新被带到怒容满面、因我们背信弃义而痛苦不堪的尼摩艇长面前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我想最后再去看一眼客厅。我从纵向通道长廊走过去，来到了我曾经度过很多美好和有益时光的陈列室里。我贪婪地注视着这里所有的财宝，所有的珍藏，那样子就像一个即将终身流放、永不得返回故里的犯人在被流放前的一夜一样。这些自然界的奇珍异宝，这些艺术杰作，我生命中有多少个日子是在它们中间度过，而我将永远离它们而去。我真想透过客厅的玻璃窗再观察一下大西洋的深层水域，可舷窗的防护板关得严严实实，一块铁板把我和我还不熟悉的大西洋分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