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给有钱人当烧饭女佣人。父亲我不大记得了，他和我母亲合不来，经常喝得烂醉。我们跟母亲过。养活那么多张嘴，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东家除了管饭，一个月只给她四个卢布。就为了这几个钱，她起早贪黑地干活。我算走运，在初小念了两个冬天，学会了看书和写字。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一个小铁厂当学徒。没有工钱，白干三年，就只能混口饭吃……

“这家小工厂的老板是德国人。起初他不想要我，嫌我太小，但我长得挺结实，母亲又把我的年龄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了。我在这个德国人那儿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教我，只让我干杂活，打酒。老板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一会儿支使我去拉煤，一会儿又差我去拉铁……老板娘把我当成她的小奴才，叫我替她倒尿盆，削土豆。他们动不动就用脚踢我，就这么个德行。只要有一丁点儿不如老板娘的意，她就打我几个巴掌。因为她男人常常喝醉，她就向所有的人出气。这种时候，我就从她那儿冲到街上，但又能去哪儿呢？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再说我也不能在她那儿安身……

“厂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这个混蛋老爱拿我开心。有一次，他指着墙角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谁知道那个垫圈是刚打的，才从炉子里取出来，放在地上看起来是黑的，手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疼得直叫，他却哈哈大笑。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就逃到我母亲那里去了。但是母亲没有地方可以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到德国人那儿，她一路走，一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才教我一点钳工的手艺，不过还是经常扇我耳光。

“我又逃跑了，逃到一个很远的小城市，当地的一家香肠厂雇佣了我，我在那儿洗肠子，洗了大约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我们的老板赌钱，把整个厂输掉了，四个月没付我们一个卢布，就逃之夭夭了。这样我才跳出那个火坑。我坐上火车，到别处去找工作，多谢一个机务段的工人的帮助，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他听说我多少能干点钳工活，就让我冒充他的侄子，向上司说情，要他把我收下。我的个头大，他就说我十七岁了。这样，我就给一个钳工当下手。后来，我又在这儿干活，到现在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这就是我过去的情况。在这里的情况，你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乔姆用帽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深深地吐了口气。他浓眉紧锁，继续说道：

“每个人都可能问我，为什么在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加入党组织？对这个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是因为年纪的问题，我离老还早着呢。早在1918年，举行大罢工反对德国人的时候，我就应该走这条路，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谈过不止一次。直到1920年，我才拿起了枪。后来战乱结束了。我们把敌人赶走，接着成家，有了孩子，就一头扎进家务事里去了。但是现在，列宁同志去世了，我们应该用一个大家庭来接替伟大领袖的工作，我们应该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一样稳固。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搞清楚了我生活中缺少的这些信仰，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党吗？”

这个钳工结束了自己纯朴而又极其真诚的讲话，现在他如释重负，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的表决。

阿尔乔姆看到许许多多的手举了起来，他的心又一次受到了震动。他感到浑身轻松，昂首挺胸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身后传来了党委书记的声音：

“一致通过。”

布鲁兹扎克是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声音，在战争年代，他的两个孩子，谢廖扎和瓦利娅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讲了自己艰难的一生，他的声音很低，但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的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任务。他们牺牲了，可这不是为了让我坐在房子后面伤心哭泣。他们牺牲以后，我还没补上他们牺牲给这个队伍带来的损失，领袖的去世擦亮了我的眼睛。过去的事情，你们别问我了。我不能老是在那些伤心事里打转，打今天起，我重新开始生活。”

他回想着往事，心绪不宁，愁眉不展，会上谁也没有给他提出尖锐的问题，一致举手，他入党通过了。这时，他的眼睛又现出光彩，花白的头又抬了起来。

讨论接受新党员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列宁的去世使几十万工人积极加入共产党的行列，大家都积极勇敢地加入到党的队伍中。领袖逝世了，但是党的队伍并没有涣散。一棵扎根沃土的根深叶茂的大树，如果只是折断了树梢，是不会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