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像癞皮狗，死得稀里糊涂的，毫无光彩。我们的队伍里也常混进来一些败类。有时表面看上去好像他们是在为革命卖力，其实是害群之马。我们的战士在战斗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欺辱妇女？打劫财物？我们的旗帜是用鲜血染红的，绝对容不了这些败类。”

骑兵侦查员们直到深夜才躺下来睡觉。

第二天保尔侦查回来，将马拴在树上，把刚喝完茶的指导员叫到跟前，对他说：“我想转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那儿会有一场大仗。”

指导员惊讶地看了看他，说：

“什么？转到第一集团军去？你把红军当什么啦？电影院？这像什么话？如果我们大家都从这个部队转到那个部队。那不乱套了！”

“在哪儿打仗还不是一样。”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又不是临阵逃脱。我想到前线去，到战争激烈的地方去，我们在这等的太久了。”

指导员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说：

“那么，依你看，还要不要纪律？你呀，保尔，什么都不错，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党团组织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的。党的纪律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应当是哪儿需要，就在哪儿。团长拒绝你的调动啦？那就到此为止，别再费神了。”指导员长得瘦瘦高高，脸色泛黄，说得激动了，就开始咳嗽。早年在印刷厂的铅尘已经损坏了他的肺叶。他的脸颊常常泛出病态的红晕。

等指导员平静下来，保尔小声却十分坚定地说：

“你说的都是对的，但是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晚上，篝火旁已经没有了保尔的身影。

军刀重新挥舞在空中，正要向另一个脑袋落下，可疯狂的战马却蹿到了一边。

保尔所在的骑兵连犹如咆哮的山洪，涌上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飞舞、砍杀。

监牢狭长的走道上叫喊声响成一片。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受尽煎熬、极度衰竭的犯人精神紧张。城里在打仗……难道可以相信，这是即将获得自由的信号？自己的人真的从天而降了吗？

枪声已经在监牢的院子里响起来了，走廊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喊道：“同志们，出来吧！”门上小小的窗口里，几十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注视着外面。保尔用枪托猛砸铁锁，砸了一下又一下，可是仍然无法打开。

这时，看守被带进来了，在手枪的威逼下，打开了牢门。走道里立刻挤满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是却欣喜若狂的人群。

保尔推开宽大的牢门，冲进牢房，说道：

“同志们，你们自由啦！我们是红军的队伍，城市已经被我们占领啦！”

一位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拥抱着保尔，嚎啕大哭起来。

红军解救了被囚禁在石头牢房里的五千零七十一名共产党，他们本来随时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或者被推上绞刑架的。他们还解救了两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对于战士们来说，这比任何战利品更宝贵，比任何胜利更值得庆贺；而对于七千名革命者来说，漫漫黑夜顿时变成了阳光灿烂的六月天。

一个脸色蜡黄的犯人跑到保尔面前，向他讲述起发生在家乡舍佩托夫卡城的悲剧，谢廖扎的姐姐瓦利娅在这里被处以绞刑，跟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很多同志。他的话深深地灼痛了保尔的心。保尔听着他的讲述，脸上笼罩起一层灰色的阴影。

“一天夜里，我们突然全部被抓了起来，是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我们。我们都落在军事宪兵队的魔爪之中。他们拷打我们，保尔，打得可真厉害啊！我比其他人遭的罪少一些，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其他同志的身体比我要结实。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敌军已经掌握了一切，比我们知道得还清楚，我们的每一步行动他们都知道。

“由于我们当中出了叛徒，他们还能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保尔，还有许多人你都认识：瓦利娅，就是你的好朋友谢廖扎的姐姐。她才十七岁，多好的姑娘，一双眼睛总是充满信任；还有萨沙，我们那儿的排字工，一个整天乐呵呵的小伙子；另外还有两名中学生。其他的同志都是从县城和镇上抓来的，总共逮捕了二十九个人，其中有六个女的。被抓的都受尽了极其残酷的摧残，瓦利娅和另外一个姑娘罗扎在被抓的当天就被糟蹋了。这些畜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那以后，罗扎就开始说胡话，几天以后就完全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