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前的第聂伯河，晨雾朦胧，波光闪烁，河水冲刷着岸边的鹅卵石，潺潺作响。靠近两岸的河水仿佛凝滞不动，平滑的水面不时闪现着银灰色的微光。举目远眺，河中央黑沉沉的，湍流翻滚，波浪起伏，奔腾而下。这是一条美丽、壮观的河流，峭壁耸立的右岸向河面倾斜，就像一座高山朝第聂伯河行进，突然被宽广的河水阻挡了似的。左岸的下方是一片光秃秃的沙滩，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以后淤积下来的。

河边，一条窄窄的战壕里，五个战士紧紧地挨着，躺在机枪旁。谢廖扎面朝河水，紧靠机枪躺着。

谢廖扎注视着奔腾的河水，回想起昨天的情况。

昨天中午时分，红军怀着满腔怒火，给敌军以狠狠地回击；也就是昨天，他第一次和一个没长胡子的敌人面对面相拼。那家伙端着步枪，枪上插着长长的、像马刀一样的法国刺刀，嘴里胡乱喊叫着，像豺狼那样向他扑来。谢廖扎看见了他那杀气腾腾的眼睛。一眨眼的功夫，谢廖扎已经用刺刀拨开了敌人的刺刀。敌人倒下了。

谢廖扎没有手软。他知道，他谢廖扎即懂得温柔的爱，善于珍惜友谊，也会杀人。因为他明白，这些被欺骗的敌军，带着野兽般的仇视心理正在践踏他可爱的祖国。

而他，谢廖扎，之所以要杀人，是为了让地球上的人们不再相互残杀的那一天早日来临。

谢廖扎的朋友保尔·柯察金也驰骋在祖国的疆场已经一年了，坐过机枪车，炮车，也骑过被割掉耳朵的灰马。他在痛苦烦人的磨难中成长，变得更加身强体壮了。

一年以来，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经历。他和成千上万的战士一样，虽然穿着破衣烂衫，但却始终怀着火焰般的热情，英勇战斗。只有两次，他被迫离开了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伤；第二次是因为在最冷的1920年2月患了伤寒，高烧不退，病了很长时间。每次保尔刚刚痊愈就回到自己的部队。

保尔所在的团驻扎在铁路支线的一个小站附近的阵地。红军损失惨重，该战区已经停止了主动的军事行动，等待着上级的指示。

篝火的棕红色的火苗颤抖着，褐色的烟圈盘旋着上升，害怕烟雾的蚊虫一群群地飞来飞去，急速地移动着。战士们在篝火附近围成扇形，篝火映照在他们的脸上，脸上都像抹了铜色似的。

篝火旁，浅蓝色的火炭里温着几只军用饭盒。

饭盒里的水冒泡了。突然，一条火龙从燃烧的木柴下面钻了出来，烧着了一名年轻战士乱蓬蓬的头发。那人赶紧把头一甩，咕哝了一句：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

一个穿着呢军装、留着一小撮小胡子的中年战士对着火光检查了枪筒之后，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保尔·柯察金，把你读的东西也给我们讲讲吧！”

保尔摸摸那绺烧焦的头发，微笑着说：

“这真是一本好书，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保尔身旁坐着一个翘鼻子的青年，正在专心地修理弹药盒上的皮带。他一边用牙咬一根粗线，一边好奇地问：“那本书是谁写的？”

保尔把马鞍推近篝火，坐了下来，把放在膝盖上的书打开了。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我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它让我很受感动。要是大伙想听，我就念一段。”

当团长和政委一起骑马悄悄走进篝火时，十一双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念书的人。他们也停下来，在保尔的马鞍旁坐了下来。

保尔念完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盯着火苗，沉思起来。

有好几分钟，谁都没有说话。战士们都沉浸在对牛虻牺牲的悲痛之中。

“这太惨了，”有人打破了沉默，“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原本是人所无法忍受的事情，但如果为了某个信念，他就什么都能做到。”

“那个神父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塞，要是让我给碰上了，这个该死的，我怕会要他的命。”

团长用棍子把军用饭盒往篝火边推了推，十分自信地说：

“知道为什么而死，一定会死得从容，英雄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敌人把他包围了，他一个人向敌人的一个排扑了过去，趁敌人的刺刀还没捅着他，他就往脚下扔了一颗手榴弹。他被炸得粉身碎骨，但周围的敌人也给炸死了一大片。从外表上看，他不过是个极其平常的人，不会有人给他写书，可这样的人真值得写。在我们的兄弟当中，还有许多了不起的人。”

他用汤匙在饭盒搅了搅，撮起嘴唇，尝了尝舀起的茶水，又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