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基督山伯爵对巴黎社交界的阅历深，他就能充分看到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意义所在。

在位的国王不论是长子一系的还是次子一系的，当权的大臣不论是空论派(1814年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派别，主张调和资产阶级革命和王权。)、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维尔福先生总是政界红人。一般在政治上左右逢源而百无一失的人都被看作是精明能干的人，所以维尔福是公认的精明能干者。许多人恨他，也有几个人热心保护他，可是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在司法界他官居高位，而且犹如阿尔莱法国法官(1536—1619)，曾任最高法院院长。和莫莱法国法官(1584—1656)，曾任最高法院院长，掌玺大臣。岿然独存。他的客厅虽然由他的年轻妻子和他前妻所生刚满18岁的女儿重新布置了一番，但在巴黎仍然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客厅，不但崇尚传统并且注重礼节上的规矩。雍容大雅而又落落寡合，对政府的准则忠守不渝，对理论和理论家一概嗤之以鼻，而对观念学派则深恶痛绝，凡此种种即为维尔福先生公私生活的要素。

维尔福先生不仅是一位法官，而且也是一位外交家。凭着与前朝的关系，他赢得了当今王室的尊重，而每当讲起前朝，他总是摆出一副高风亮节而又穆穆肃肃的样子。他知道的事情又是这样多，别人不仅对他有所谦让，而且有时还得求教于他。如果人家能把维尔福先生甩掉，情况可能不至于这样，但他却像敢于同国君分庭抗礼的封建诸侯一样，有他自己的坚固不拔的城池。他的城池就是检察官这一职位，在位上所能捞取的好处，他都巧妙地捞到了，他也决不辞去这个职位，决不放着现有的中立不要而做反对派，再去竞选议员。

通常维尔福先生很少拜客或回客，而是由妻子替他出面访客，这已得到社交界的认可，大家总以法官职务繁重而予以开脱，实际上在他只是出于自矜的考虑，是贵族的本质所在。他奉行的信条是“自己先有骄矜，才有他人敬重，”在我们社会中，这句格言比希腊人说的“人应有自知之明”的格言强于千百倍。当今我们既不想那样费力，又要获取更多好处，那就以“窥探他人”取而代之了。对朋友，维尔福先生是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对仇敌，这是一个绵里藏针而又无所不用其极的对手，而对于既非朋友又非仇敌的人，他便是一尊法律的活雕像，神态倨傲，脸无表情，目光呆滞晦暗或又咄咄逼人，锐利而穷追不舍。就是这么一个人，巧妙地经历了接连而来的四次革命，为自己奠定了基础，并且不断加以巩固。维尔福先生以法国最不好奇和最不为低级趣味所动的人著称，他一年只举办一次舞会，自己只出现一刻钟，也就是说比国王在王室舞会上的出场时间还少45分钟。从未有人见过他去剧院，参加音乐会或任何公共娱乐的场所。偶而，但这种时候是极其少有的，他玩玩威斯特牌(一种扑克牌游戏。)，这时必须精心为他挑选与他身份相符的牌友，只是大使，大主教，王子，社团主席或者寡居的公爵夫人才够格。

驱车来到基督山寓所门前的正是这个人。仆人过来通报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时候，伯爵正俯身靠着一张大桌子，从地图上查看圣彼得堡至中国的路线。检察官宛如步入法庭一般，迈着庄重拘谨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就是我们以前见过，在马赛当代理检察官的那个人，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已步入后半生的那个人。大自然遵循其固有的法则，不因时光消逝而将其另塑，他只是由单薄变得清瘦，脸色由白皙变得萎黄，深陷的眼睛现在更是深深凹进，架在眼眶上的金边眼镜似乎成了脸庞的一部分。除了雪白的领结之外，他一身上下全是黑颜色，唯一与丧服有所区别的只是纽孔上有条细细的不易察觉的红滚条，像是画笔勾出的一缕血丝。接待他的基督山显得很好奇，乘着鞠躬还礼的时候，仔细望了他一眼。而这位法官生性好猜疑，不轻易相信社会上说得天花乱坠的奇事，现在他更是想看看这位高尚的外国人——已经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山了，究竟是来重新一显身手的江湖骗子，违反放逐令偷偷潜回的不法之陡，还是圣殿的王子，《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

“先生，”维尔福说道，口吻同法官演说时一样地尖锐，平常谈话时，他们这些人也不能或不愿改变这种腔调，“先生，得知昨日上一章说维尔福于出事当天晚上拜会基督山。您为我妻子和儿子驱驰，自感有义务向您当面致谢，鉴此特来履行这一义务，谨向您致以不胜感激之意。”法官说这话的时候，他那严厉的目光依然像往常一样地狂妄傲慢。而且，这几句话他是用检察官的口气说得铿然有声，脖子和肩膀都是绷得一动不动，所以，我们不妨再说一遍，恭维他的人把他说成是法律的活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