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不上你成长的脚步
文/月亮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夏天。据说蝉鸣得极早，声音也分外清亮。母亲在我出生前夜梦见一尾金灿灿的大鲤鱼，便为我取了“锦麟”为名字。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无神论，偏偏祖母笃信得很，在我出生后就急慌慌地找来了村东的张婆子，不得不说的是她也算是个忙人，认得几个大字，平日里也喜欢说媒牵线，又会算卦，便又自诩了个半仙儿。她来看了我的面相，干枯皲裂的手滑过脸颊，加上她如老树皮一般的脸，吓得我哭闹不止。
大概因此惹恼了她。
她说：“丫头五行缺水，起一个带水的名字正好保平安。”那时候我的大名已经登上了户口簿，父母给了她一些钱就打发了。祖母可不依，天天举着户口簿明里暗里说母亲起名仓促，没问过半仙的意思，最后老太太自已一合计，撺掇父亲为我改名字。如此一来，改名风波到了我满周岁才作罢，最终给我取了个带水的小名。
可以说，我童年时光是在乡下祖母家的小院子的度过的，那小小的两间正房，两间偏房是我儿时的乐园。家中的地基略高些，一共有六级台阶，我从上跳下，从下回上，就算一头栽倒也乐此不疲。旁边是一个小平台，平台挨着一个小坡，隐约记得祖父曾把煤渣攒在一起晾晒在这里，黑色的煤块在夏天热辣辣的光下反射出油亮亮的光芒，带有乡下特有的泥土味儿。
我也不大记得曾经是怎么过生日，幼时的我从不知道什么蛋糕、汉堡，对生日也不怎么上心，大抵是一个煮鸡蛋，一碗没什么油星的长寿面。而午饭后，祖父母大都拿着一把大蒲扇坐在弄堂的阴凉处，忽闪忽闪地摇着，吹起我干枯稀少的头发，还有发尾别的一朵石榴花。
我指着院子里两棵柿子树问祖父：“我什么时候能吃到柿子？”那时，甜甜软软的柿子可以算我最喜欢的零食。祖父总是笑着说：“再等几天。”我惊喜地跳起来，围着树反复端详，祖母却高声呵斥我：“回来，有斑蝥！”我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吸着鼻子，指着尚且青涩的柿子大声问：“等几天？”
对我而言，那时候的几天就是今天到明天，这周到下周。我便日日等，天天盼，每天都要搬着板凳坐在树旁。树影儿打在脸上，日光晃进眼里我都纹丝不动。祖母从未见过我如此乖巧，吓得忙说要请张婆子看看。这着实吓了我很久，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她又多了一个新活儿，那个孩子喉咙发炎，她就把长长的指甲伸入他口中，抓破红肿的地方，挤出病灶。我的玩伴大鲲就接受过这种“优待”。所以在村子里哪怕迎面撞见，我也坚决不与她同行。
因而我终于把凳子移开，把精力又转移到别的上面。那时候我的零食还有奶奶从合作社里买来的膨化食品，他们极宠我，每天给我一袋，其余的藏在门后。他们以为放的高我就吃不到，我甚至敢叠加两个板凳去吃零食——当然有代价——后脑勺的一个大包。
不等不承认，幼时的我极其顽皮，祖母的溺爱助长了我桀骜的性格。当她哄我午睡，我却偏偏清醒得很，她自个儿却睡得香甜，我乐颠颠地跳下床，穿上祖母的大拖鞋，踢踢踏踏地跑远了。远离了祖父的鼾声，远离了竹席子的汗馊味，外面的天空那么蓝，路旁的野草那样繁茂，早秋的风那样轻柔。我回头看向那间房子，平台上的煤渣安静地午睡，铁门旁的红色大理石折射出耀眼的光——哈，没人发现我！
“嘿！”谁在叫我？大鲲和名叫陈雨的小姑姑站在林子的阴翳里，我伸出指头，做出噤声的手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只比我大两岁的小姑姑看看我，又看看我家，低声说：“你怕是又称二娘（我祖母）睡着时出来。”我嘿嘿笑着，狗腿的拉住大鲲的手臂。他只好说：“走吧。”两人就向后跑去。我年纪最小，又穿着不合脚的鞋子，一边跑一边喊：“等会儿！”
我们跑过了田垄，跑过了交通阡陌。把陈雨最心爱的贴纸贴在棕红色的砖墙上，用水浇灌蚂蚁窝，玩过雨后朽木上的木耳，采摘过未熟的西红柿。整整一个夏天，我日日在日头最毒辣的时候奔跑，相册中每一张照片里，都是一个黑得发亮的丑女孩，像是土的掉渣的野孩子。那时候，影子在我身前，我很轻易，跟上了成长的脚步。
再后来，我举家搬到城里，像一个城里孩子读小学，中学，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大鲲的父亲犯了事“进去了”，小姑家道中落搬到别处，我却是最最幸福的一个。我从未鄙夷过什么，更面对外来务工子女抱有同情，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夏天，大鲲哥花五角钱买的冰块，酸酸甜甜，把我们的嘴唇照的晶亮。
再后来，那小小的几间房全部拆迁，琉璃瓦砖墙掩盖废墟，再也见不到煤块里的泥土味儿，集市上买的柿子，再也吃不到家乡里甜得醉人的感觉，一切都变了。
相册里黑瘦的村姑模样早已不复，我甚至全然忘记了大鲲陈雨的面容，我身旁的影子亦步亦趋，我向前走，它跟随我，我却再也踩不到它的脚步，跟不上自己成长的步伐。
天很蓝，我问自己：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吗？
记得那时年纪小，
你爱谈天我爱笑，
不知怎的睡着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