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分开后，我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怎样表现自己？
大学里有个文学社，我就一连写了四篇散文投稿，居然全部发稿了，每一期都有我的文章。再加上我买了一辆残疾人摩托车，一天到晚满校跑，很快浙工大师生都知道我这个人了。
前面说过我在大学不得已转了专业，学的是工业会计。但我实在是没啥兴趣，看看书，翻翻同学笔记都懂了，所以我基本没去上课。
老师找上门来了，我只好答应期末每门课考80分以上。上工业会计成本核算，老师讲一道题，说谁答对了，期末免考还给95分。叫了9个同学都答不上来，我主动举手，很流利地解出了答案。到期末，我和老师都很守信。
我学的是工业会计，但我现在的工作是计算机信息管理，这也是好玩的事。我在大学不是不上课，是上别人的课。我跑到信息学院教室里上了一年课，最后老师吓了一跳，他最好的学生竟然不是他的学生。
我上大一时是1997年，正是计算机登陆的时期，大家对计算机都充满渴望。在杭州城北货运站里有个洋垃圾场，我和一个同学进去花了一天时间，用国外淘汰的电子产品拼装出一台电脑。当时那种配置的电脑市场价要卖一万多块钱呢，整幢学生楼都轰动了。
当时浙工大学生中只有3台计算机，我们这一台还是最好的。谁知这可害苦了我们，人来人往，寝室都快成市场了。我的聪明劲又上来了，在电脑上编了一个简单程序，不在规定时间内玩游戏，电脑就会显示：链接文件出错。那时还没有多少人精通电脑，居然也蒙过去了。
从小到大，我心里一点不觉得自己残疾。我做任何事，都是和正常人比，大二时我就报名参加校学生会干部竞选。当着近百人的面演讲，这对我真是个挑战，但我有信心。竞选成功后当了校学生会办公室副主任，都快成了浙工大的名人了。
当然，我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会和弟弟商量、讨论，他总是说老哥有胆。到大三时，我真的是很想弟弟了，国庆节放假我决定到他学校去。我是家里第一个到他学校去看他的人，后来他分配到上海工作，也是我第一个去看他。
一个人到北方去，这件事我没有跟父母说，怕说了他们会不放心。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远行。那时真幼稚，怕遇上坏人，我一路都把大学校徽挂在胸前，证明我是没有钱的穷大学生。火车经过砀山时，站台上有许多卖梨的小贩，一兜四个梨，从外面看又大又白，而且便宜，才两块钱一兜。我想买给弟弟和他的同学吃，就一下子买了五六兜。谁知小贩把黑的一面放在里面，根本不能吃，全扔了。弟弟笑我还是比他傻，他也上过当，不过只买了一兜。
那天是国庆节，弟弟学校要搞阅兵式，他在方阵里出不来，就安排了一个同学去接我。我这个样子当然好接，谁都不会弄错。第一眼见到弟弟印象特深，他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湿透了。第二天下大雨，弟弟带我到龙门石窟去玩。晚上回招待所，我们的衣服都被淋湿了，我就换了一套弟弟的军装穿在身上。有几个弟弟的同学来玩，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跟他们开玩笑说：“我是抗美援朝的伤残军人。”
毕业后弟弟分配到部队基地，而我也开始经历人生最大最多的打击。我曾经在媒体上发起过一场《企业用才还是用材》的争议，因为我被很多企业以“形象”为由拒绝，最终是残联接受了我。现在我已成为残联的正式职工，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努力可以让更多的残疾人受益。
我这个从没上过体育课的人，居然在全国残奥会上，带领浙江队在地滚球项目上拿了个全国第四名回来。
还有一件事难倒了我，就是哥俩的婚姻大事。你看我弟弟一表人才吧，他还没我情感经历丰富呢。哈，我在中学就“早恋”过，因为我“经验丰富”，在部队工作的弟弟便一心依靠我这个哥哥给他找对象，现在我自己还没着落，但已经给弟弟找到了，弟弟想在杭州买房，因为我们说好要在一个城市生活。等他转业，我们哥俩又在一起了。
其实每个时代都是由美好和错误组成的，我是一个错误，但我觉得自己活着的价值在于，怎样把这个错误变成美好？
阳光心境
莫小米
记得去年在宁夏，跟同行的一位摄影记者偷“拳头”。
我拿了个数码相机，也在那儿胡拍海拍到处乱拍。她把她捕捉的镜头给我看———一把破损的索道椅，倒在沙山的斜坡上———这有什么可拍的？她说：我是在拍阳光啊。
我再看，下午5时的斜阳下，沙山显出金色的纹理，索道椅的影子拉出一个奇异的形状，果然不凡。
想起那些印象派大家，他们绘画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摒弃了16世纪以来狭隘的色调，发现和表现户外自然光下的色彩，直接描绘阳光下的风景和日常生活。
阳光会施展魔法，有了阳光，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生活，还是心情，统统都不一样。
我们选择陈杨荣，不是因为他残疾，而是因为他的阳光。
阳光心境需要智慧，智慧才能撕开人生的黑暗和迷障，让光明源源涌入心房。
阳光心境需要善良，善良才能心平气和，不怨不悔，感谢生活而将快乐传递给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