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混乱中的秩序

博须埃在公白飞的耳边低声道：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

“可能是个慈悲为怀之人。”公白飞说。

对过去若干的事进行记忆的人都想到了，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中，郊区国民自卫军的表现是十分勇敢的。尤其在1832年6月的那次事件中，他们既顽强又无畏。好些酒店的老板，如庞坦酒店的老板、凡都斯酒店的老板、古内特酒店的老板，见酒店无生意可做，统统变成了狮子。为了维护酒店的安全，他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推而广之，在这具有市侩气息又具有英雄气概的时期之内，各种思潮都涌现了自己的骑士。私利都不例外。别瞧动机平凡，它并没有减小它在运动中的胆量。见白银堆降低了，银行家会唱起《马赛曲》。为了钱柜，人们可以表现牺牲的勇气，不吝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了护卫自己那极其渺小的酒店，使酒店成了国家的缩影，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斯巴达人的狂热。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就是社会。各个成分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平衡是未来之事。

无政府主义进入政府至上主义（这是正统派的一种怪称），这是那个时代的另一特点。人们用纪律在维持各自的秩序。某一国民自卫军上校的指挥棒一挥，就可突然莫名其妙地擂起集合的战鼓；某一个上尉一时激动，就率众冲锋；某个自卫军为了“主义”，自己就可以投入战斗。在这些日子里，人们采取行动，并不一定得到上级的指示。在治安部队里会出现真正的游击队员，有的可以像法尼各那样拿起武器，投入战场，还有的可以像亨利·方弗来特那样拿起笔来，撰写檄文。

那个时代的不幸，在于文明不是某些原则的代表，而是某些利益的汇合。它不时地处于危急之中，不断地发出紧急呼吁。每个人都自作主张，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对它加以维护。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在拯救社会。

这种情况便出现了暴政。国民自卫军的分队中设立了军事法庭，处死一个起义者就像杀掉一只鸡。5分钟之内即可解决问题。让·勃鲁维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处死的。没有办法对对方这一行为提出指责。这是残酷的林奇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