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菲莉娅小姐想对这个说法发表些挑剔的见解，便放下了手里的编织活，可是圣·克莱尔制止了她。

“呶，我知道您要说些什么。事实上，我并没有说他们是一样的。一个落进了一个一切行为都要违反天性的地方，另一个却落进了一个一切行为顺其自然的地方；于是一个变成非常任性、顽固和专横的老民主党人，另一个则变成一个任性、专横的老暴君。要是他们俩都在路易斯安那州经营种植园的话，他们肯定都会变成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两个老顽固。”

“您真是个不孝顺的孩子！”奥菲莉娅小姐说。

“我虽无意说父辈们的坏话，”圣·克莱尔说，“您知道，吹牛拍马也不是我的长处。不过，还是回头继续我的故事吧：

“父亲死后，给我们两个孪生兄弟留下了全部的财产，由我们平分。就是在天堂里，也找不到比阿尔弗雷特更慷慨大方高贵的灵魂了。我们完美地解决了财产的分割问题，兄弟俩彼此没有伤害一点儿感情。我们在一起经营种植园。热情奔放、能力双倍于我的阿尔弗雷特，成了一位热心的种植园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可是两年的实践使我明白，在这个事业中我无法成为他的合伙人。面对着一大群数目达七百多人的黑奴，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应付，我无法一个个认识他们，关心他们，他们像一群长角的牛一样被买卖、驱使，像牛马一样关在栏里，吃着牛马的食物，做着牛马的苦工，像一支军队一样被严密地操纵着。问题是如何不断地解决最少的、最普通的生活诉求使他们听话地工作，打手和工头是必不可少的，鞭子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自始至终唯一用来讲理的东西，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令人厌恶作呕的。而当我想起母亲对穷人灵魂评价的教导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可怕了！

“对我谈论有关奴隶们的欢乐是毫无意义的！今天，我也没有耐心听你们以恩人自居的北方人，热情地为我们的罪过表示道歉的完全无聊的废话。我们彼此都心里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别对我说，任何一个奴隶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愿意在一个主人的目光监督之下，从天亮干到天黑，不敢对那天天一样沉闷、单调和刻板的苦工发半句怨言，目的无非为了一年得到一条马裤和一双鞋子，足够果腹的食物和躲避风雨的避难所这样的大道理！要是有人以为，一般来说人可以像这个样子过得很舒适的话，我希望他不妨试试看。我愿意买下他，问心无愧地驱使他干活！”

“我经常这样想，”奥菲莉娅小姐说，“你，你们大家都赞成这个制度，而且按照《圣经》的说法都认为是对的。”

“骗人！我们还没有简单到这种地步。阿尔弗雷特就像世上出现过的暴君一样，是个绝对的暴君，他并没有假装要为这点辩护不，他高高在上，专横傲慢，坚定地站在那个古老可敬的立场上，认为强权就是公理。他说（我也认为他说得很对），美国的种植园主‘只不过用另一种形式，做着英国的贵族和资本家对下等阶层做着的事’；按我的理解，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方便，占有他们的一切，包括肉体和灵魂。他捍卫了双方的利益我认为，最少，他做到了调和。他说，不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世上可能还没有一种高度的文明，能够做到取消对一部分人的奴役。他说，一定要有一种下等的阶级，放弃肉体的局限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动物；而一种更高级的阶层则因而能够获得安闲和财富，以发展其知识并改善其生活状态，成为那些低等阶级的指挥者。正因为他相信这个理论，我才说他天生是个贵族，而我不相信这个理论，我天生是个民主主义者。”

“在世界上，这两样事物如何能相比呢？”奥菲莉娅小姐说，“英国的工人是不能被买卖的，也不能拆散他们的家庭或鞭打他们。”

“英国的工人跟被卖掉的奴隶一样，也只好听老板的意志行事。奴隶主可以把不听话的奴隶打死，资本家则可以把工人饿死。至于所谓家庭的安全，把一个孩子卖掉，或者把他饿死在家里，也很难说这两者谁好谁坏。”

“不过，证明奴隶制不比别的制度更坏，是不能为奴隶制辩护的。”

“我并不是为奴隶制辩护相反，我还要说，我们的奴隶制度更肆无忌惮、更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人类的权利。实际上，买进一个奴隶时，就好像买一匹马一样要看他的牙，检查他的关节，再看他的步态，然后才会付钱成交。在这种买卖人类肉体和灵魂的生意中，有投机家、蓄奴者、人贩子和经纪人参予他们以一种更切实的形式，把这种买卖展示在文明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虽然买卖做成了，但不管如何，它是以其同样自然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占有一部分人类的劳力资源，用以利用和改进另一部分人类的生存质量，而不必顾及他们的死活。”

“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奥菲莉娅小姐说。

“唔，我到过英国的一些地方，我也阅读了好多有关他们的下等阶层人民生活情况的材料；因此我的确认为，没有理由否认阿尔弗雷特的这个说法：他的奴隶们的生活，要比英国广大下等阶层的居民的生活好得多。您明白，您不可以从我对您讲的话推断，认为阿尔弗雷特是一位很凶恶的奴隶主，实际上他并不是。他对反抗他的奴隶是很专制无情的，他会像打死一只雄鹿一样开枪把一个奴隶打死而没一点儿后悔。但是，总的来说，他对他的奴隶能得到充裕的生活供应的状况，则颇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