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乔治·吉斯元帅，我真是百谈不厌。我最后的快乐回忆都是他给予我的，而我的余生所剩的将只是痛苦和折磨。一想起这些事情我心里就非常难过，它们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使我心绪烦乱。因而我叙述起来就不可能有什么条理了。从今以后，我不得不使我叙述的事实杂乱无章，就像它们呈现在我脑海中的那样。

我来此避难的不安心情很快就被国王给元帅勋爵的复信给化解了。我想象着他仿佛是我强有力的庇护者。国王陛下不仅对我已经做过的事表示赞同，而且——我不该隐瞒任何事情——还派他送给我十二个路易。这位可敬的勋爵，被这个使命弄得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圆满地完成它。他努力地把这个带有侮辱性的资助由金钱改为了实物，他告诉我他奉国王之命，给我一些木料和煤，以供我应付自己的家庭开支。他甚至补充道，这也许是他自己的本意——国王很乐意照我喜欢的风格为我建造一座小屋，只要我选个地点造房子就可以了。这最后的提议使我深受感动，使我忘记了他的另一项资助的吝啬。这两个资助我都没有接受，然而我仍把腓特烈看成是我的恩人和保护者，并且对他产生了真诚的感情。从那以后我对他的名望就格外感兴趣，就像我以前认为他的成功不正义一样。在不久以后签订和平条约时，我用一个很好看的彩灯表达了我的欢欣。这是一排花环，我用它们来装饰我住的房子，而且的确，我怀着一种报复的心态，花的钱足足有他预备送给我的那么多。和平条约签订以后，我想道，既然他的军事政治成就已经达到了顶峰，他应该会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来获得成就感。那就是通过振兴商业和农牧业使他的国家经济繁荣起来；开垦荒地，迁徙人民到那儿定居；同他的所有邻邦保持和平状态，由欧洲的魔王摇身变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他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放下征战四方的宝剑，因为他完全相信，没有什么人可以迫使他再次把宝剑拿起。看到他没有解除武装，我担心他不知道如何正确利用他自身的优势，担心他只能成为半个伟人。我斗胆以此为内容给他写了一封信，并使用了那种最投他这类人所好的家常口吻，以使真理之声能够让他听到，并不是所有的国王都能听到这种真理之声的。这件事是我和国王两个人之间的秘密，信也是我自作主张写的。我甚至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元帅。我把信封好，请元帅勋爵带给国王，勋爵没有过问信中是什么内容就把信交给了国王。国王没有答复我。过了一段时间，元帅到柏林去，国王只告诉元帅，我措词激烈地将他斥责了一番。我由此知道这封信并不受欢迎，我那坦率的激情被当作了书呆子气的蠢笨。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事实。可能在那封信中，该说的话我没有说，也没有采用我本该采用的那种口吻。我只能为促使我提起笔写信的那种感觉承担责任了。

在莫蒂埃—特拉维尔住下来不久，在得到我可以安心呆下去的各方面的保证以后，我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新点子，在我一生之中我曾经多次想到过这个问题。在蒙莫朗西的时候，我经常要使用探条，这就使我不得不呆在卧室里。就在那时，我觉出了穿长衣服的好处。当时，恰好有个亚美尼亚裁缝经常到蒙莫朗西来看他的一个亲戚，这又诱使我很想趁这个机会穿上这种新的服装，不管人家怎么说，反正别人说什么闲话我也不在乎。但是在穿这种衣服之前，我很愿意听取一下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也极力建议我这么做。随后我就置办了一套亚美尼亚服装。但是席卷而来的风暴迫使我不得不推后时间，等时局平静一些了再穿这些衣服。几个月以后我旧病复发不得不重新使用探条，我才觉得我可以在莫蒂埃穿这些衣服而不冒什么风险了。尤其是事先我还咨询过当地的牧师，他说，即使我穿这种衣服去教堂也不会有什么不敬之处。于是我就穿上了短上衣，披上了长袍，戴上了皮帽子，系上了腰带。而且在穿着这套服装参加了圣事之后，我觉得穿着它到元帅勋爵家里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妥。总督阁下看到我如此打扮，只打了个招呼说“萨拉姆阿勒基”——算是为这事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从此，我就不穿别的衣服了。

完全远离了文学之后，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过一种安宁静谧的生活，这完全由我自己来决定。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厌烦，就算是我完全无事可干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想象力可以将每个空白都填满，单是这就够我忙的了。我无法忍受的情景是这样的：一屋子人无聊了就闲扯，面对面地坐着，啥都不动只动他们的嘴皮子。散散步，走走路，我还能够忍受，起码腿脚和眼睛还在活动着；但是抱着胳膊谈论着天气和正在飞舞的苍蝇，或者更糟糕一些，互相恭维，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折磨。为了不过野人那样的生活，我就想着要去学习怎么样编带子。我到别人家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座垫，或者像那些女人一样，在门口干点儿活，顺便和路过的人聊几句天。这就使我觉得空洞的闲聊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也使得我和我的邻居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不那么令人厌烦了。其中几个邻居是很不错的，也不缺乏才智。其中一个叫伊萨贝尔·狄维尔诺瓦的姑娘，是讷沙泰尔检察长的女儿，我觉得她和我做朋友是值得的，她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给了她很多忠告，也在紧要关头帮过她的忙，所以现在她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贤惠贞德的母亲。她那样的眼光、那样的丈夫、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幸福，也许应该归功于我。而我呢，则从她那里得到了温柔的慰藉，尤其是在一个凄清的冬季。那个时候，我的疾病和痛苦已经到达了顶点，她来同我的戴莱丝作伴。那漫长的夜晚，仿佛因为有了她的推心置腹互诉衷肠、我们相互的信任，才变得不那么难熬了。她喊我爸爸，我喊她女儿。这两个称呼我们到现在仍在使用，我希望以后对我和她来说，听起来都一样亲切。为了让我编的带子发挥出作用，我在年轻朋友结婚的时候送带子给他们，条件是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孩子带大。伊萨贝尔的姐姐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份结婚礼物，她值得拥有这份礼物。伊萨贝尔本人也收到了一条带子，至少从主观意愿看，她也没有辜负我送她带子的初衷。她并没有享受到那份幸福。当我送给她们这些带子的时候，我给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经传诵一时；第二封信就没见怎么传诵了。当然，友谊是不需要宣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