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从此笼罩着我，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年，无论我怎么努力，都被其深深埋葬，根本无力穿透黑夜那可怕的阴晦。我身陷在不幸的深渊中，我能够感觉到别人给我的打击都针对着我而来。我觉出了他们打击我的直接的工具，但看不清楚操纵这些工具的手以及那只手使用的方法。羞耻和不幸自动降临到我身上来，但我表面上看来却是若无其事。当我这颗被悲伤撕咬着的心发出悲叹的时候，我却像一个无病呻吟的人在无理取闹。毁掉我一生的那拨人发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伎俩，使公众成为了他们这一阴谋的同伙，而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因此，在叙述与我相关的事情、我所遭受的虐待以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的时候，我都无法追溯到发动这些阴谋的背后主使，或者说，无法一面陈述事实，一面认定其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都在前面三章中指出来了；所有与我利益相关的事和所有秘密的动机都在这里面揭示出来了。但要我解释（即便是猜测性地解释）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如何结合到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的离奇事件的，则是不可能的。倘若我的读者中有人愿意探究这些神秘之事并发现真理，就应让他们重新仔细阅读前面三章，让他们利用手头掌握的信息对所读到的事实进行考察，让他们从一个阴谋追查到另一个阴谋，由一个施动者追查到另一个施动者，直到元凶浮出水面。我很清楚他们的调查将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引导他们得知真相的那些地道是蜿蜒曲折的，我自己都在这黑暗中迷失了。

在依弗东居住期间，我跟罗甘一家认识了，其中有他的外甥女以及她的女儿们。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我在里昂就认得了孩子们的父亲。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曾经到依弗东来看望她的舅舅和姐姐们。她的长女，大约十五岁，聪明伶俐、性格又好，我十分喜欢，我对这母女俩都十分依恋。罗甘先生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当上校的侄子，他侄子年纪有些大了，对我也十分尊敬；但是尽管他的伯父极力促成这门亲事，而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如愿结婚，但是他们年龄的悬殊和那小女孩的强烈反对，使得我也支持她妈妈来反对这桩婚事，这婚事最后也泡汤了。上校后来和他的亲戚狄安小姐结婚了，我个人觉得这位小姐相貌姣好、性情温和，使上校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尽管这样，罗甘先生总是不能忘记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讨得他的欢心。我心里却很宽慰，因为我坚信我对他和他的家庭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之责，这并不总是意味着让自己八面玲珑讨人喜欢，而是给予他们最好的忠告。

如果我回到日内瓦去，等待我的将是什么遭遇？我对这个问题将信将疑的时间并不久。我的书在日内瓦被焚毁了，6月18号日内瓦也对我下了通缉令，此时离我在巴黎被通缉正好已经9天了。在第二道通缉令里，荒谬透顶的辞藻堆砌在一起，明显违反了教会法，所以刚刚听说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还不相信是真的。等到消息真的被证实之后，我担心起来，生怕这样明白清楚、耸人听闻地践踏肇始于良知的一切法律，会把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但我没有必要庸人自扰，因为一切都很平静。如果民众中有一些什么吵嚷，也是针对我的，我被这些村氓和学究们公开地骂着，就像一个小学生没有流利地说出教义问答，就会受到鞭笞一样。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整个欧洲都对我一片骂声，其暴怒之状，前所未有。所有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温和、彬彬有礼、慷慨豪迈的民族，以其良好的教养和对不幸者的尊重而引以为豪——突然间忘掉了他们最看重的美德，都争先恐后地来打击我，用辱骂我的次数的多寡和猛烈的程度来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我被当作一个没有正统宗教信仰的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极端分子、一个疯子、一头野兽、一匹恶狼了。《特勒夫日报》的下一个管理者攻击我说我具有伪装的狼性，其言词之偏颇恰好证明他有伪装的狼性。简而言之，似乎在巴黎，人们随便出版什么书籍，如果不插话对我辱骂一番，就好像怕拂了警察的意志似的。我想找出这种愤恨的原因来，却徒劳无功。我简直要怀疑整个世界是不是都一起疯掉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永久和平》的编纂者会挑起纷争！《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由》的编者竟然是反宗教分子！《新爱洛伊丝》的作者竟然被称作恶狼！《爱弥儿》的作者竟然是一个疯子！我的天啊！如果我发表了《精神论》或者类似的著作，又会被扣上什么样的帽子呢？然而，在反对《精神论》的作者的风暴中，社会大众并没有和迫害者众口一词，而是用对他的颂词为他伸冤了。把他的书和我的书比较一下吧，比较一下两本书的不同遭遇，以及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的不同待遇；然后有可能的话，找出这些不同之中蕴含的能使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满意的理由来吧。这就是我的要求，对此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我在依弗东过得颇为舒适，在罗甘先生和他家人的盛情要求下我决定继续住下去。本城法官莫瓦利·德让先生也盛情鼓励我在他的辖区安居下来。上校家的花园和法院之间有座独立的小楼，他恳请我在那里住下来，我同意了；于是他就立即开始布置家具，为我准备必需的家庭用品。罗甘是对我最殷勤的人，整天围着我转。我对他的厚爱非常感激，但是有时也感到相当的厌烦。搬新居的日子已经定了，我就写了信给戴莱丝来与我相会。我突然听说，在伯尔尼邦，那些极端热情的教徒们掀起了一股反对我的风暴，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它的根源。参议院不知受到什么人的煽动，似乎打定主意不让我安度自己的隐居岁月了。法官先生听说了这股动向的信息，就专门为了我给几位政府官员写信，谴责他们不该这么毫无理性的采取不宽容态度，说既然他们已经收容了那么多的匪徒，却拒绝收容一个受迫害的才子，这实在是一种羞耻。据消息灵通人士猜测，他的谴责措辞激烈，不但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激怒了他们。不管怎样，反正无论法官的声望还是口才都无法为我挡住这一击。他一听说有针对我的命令要下达，就提前通知了我。我决定赶在命令到达之前，也就是次日动身。我苦恼的是，不知我将何去何从。日内瓦和巴黎都不欢迎我，我清楚地预料到每个国家看到邻国排斥我，都会群起而攻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