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感也会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飞快地提升到和我的思想同步的程度。我的那些琐碎的情感全都被对真理、自由和道德的爱所窒息了。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中一直持续了长达四五年之久，其激烈程度之高可见一斑。

我写这篇论文的方式也很奇特。在后来写其他作品时，我采用的几乎都是这种方式。我将整个不眠之夜都用在了写这篇文章上，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构思，绞尽脑汁一遍一遍把每个段落考虑来考虑去。当我完全满意了，达到了能写在稿子上的程度时，我就会将它们存入脑中。但是在起床穿衣的这段时间里，我把这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待到我坐到桌前，面对稿纸的时候，我几乎一点也不记得本已拟好的文章了。对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勒·瓦瑟太太做我的秘书。在这之前，我已经把她和她的丈夫及女儿都搬到我的附近来住了。为了替我节省雇用仆人的开支，她每天早上来为我生火和做杂务。她一到，我就躺在床上把晚上想好的文章口授给她。这个办法我运用了好久，使我避免了忘掉好多东西。

论文写完后，我把它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并指出了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不过，这篇论文虽然热情洋溢，气势磅礴，却完全缺乏逻辑和条理，在所有出自我手的作品中，它是最缺乏论据、也最不和谐匀称的一篇。不过，不管一个人的天分有多高，写作技巧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学会的。

我把这篇文章寄了出去，我想除了格里姆之外，我没有跟其他任何人提及寄论文这件事。自从格里姆住进弗里森伯爵家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日益亲密起来。他的一架钢琴成了我俩的聚会场所，我和他在钢琴旁度过了我所有的闲暇时光，我们一刻不停地从早到晚，或者从晚到早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如果在杜宾夫人家里找不到我的话，那我一定是在格里姆家里，或者至少是和他在一起散步或者听歌剧。我本来在意大利歌剧院有一张长期免费入场券，但因为他不喜欢这家剧院，所以我就不再去那儿，并花钱买票和他一同到他喜欢的法兰西剧院去。总之，我迷上了这个年轻人，与他难舍难分，甚至疏远了我那可怜的“姨妈”。这里所谓的疏远，是说我去看她的次数少了点而已，因为我对她的依恋之情，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我的空闲时间本来就不多，因而无法多方兼顾，这就使得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坚定了那种我早已有之的念头，那就是跟戴莱丝住到一起去，但是因为考虑到她家人口众多，尤其是没钱购买家具，所以我一直没敢这么做。这次出现了可以为之努力一把的机会，我便立刻抓住不放了。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觉得一年八九百法郎的年薪对我来说可能不够，便主动把它提高到五十个金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听说我要置办家具，便又帮了我一点忙。我们把戴莱丝原有的家具和新置的家具放在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馆租了几个小房间。那里的住户都是些正派人。我们好好地布置了一下，然后在那儿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住了七年，直到我移居退隐庐为止。

戴莱丝的父亲是个善良的老人，性情和顺，但是十分惧内，他给妻子取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后来，格里姆又开玩笑地将这一绰号从母亲那儿用到了女儿身上。勒·瓦瑟太太并不缺乏机智。也就是说，她能言善辩，她甚至以自身的礼仪气度和优雅举止而自豪。但是她那神秘兮兮的花言巧语却让我受不了。她尽给女儿出些馊主意，怂恿她在我面前虚情假意，而且她还分别讨好我的朋友，以便挑拨他们之间和他们与我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她倒是个好母亲，因为她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利。她又为女儿遮掩过失，因为她可以从中渔利。虽然我对这个女人细心照顾，关怀备至，还送过许多小礼物，一心想求得她的疼爱，但我始终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她便成了我们这个小家庭中惟一一个制造麻烦的不和谐因素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这样说，在这六七年中，我享受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承受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莱丝有一颗天使般的心。我们整天耳鬓厮磨，依恋之情越发深厚，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感到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如果将我们的快乐揭示出来，那么它会因过于简单而惹人发笑的。我俩依偎着在城外散步；碰到小酒店就阔气地花上十个八个苏；我们靠在窗边吃着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两张矮椅子上，而椅子放在与窗口同样宽的一只大箱子上，这么一来，窗子就成了我们的餐桌，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周围的景物和过往的行人，虽然身处五楼，却像是一边吃饭一边置身于街道之中。这样的晚餐，通常只有一大块粗面包、几颗樱桃、一小块奶酪和半品脱酒，可是谁又能描述得出、感觉得到这种晚餐的迷人魅力呢？友谊啊，信任啊，亲密啊，灵魂的安宁啊，你们这些调料是多么的鲜美可口啊！有时候，我俩不知不觉地一直呆到半夜，要不是那位老妈妈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夜已经这么深了。好了，还是别说这些乏味而好笑的细节了吧。真正的快乐是不能用言语来描述的，这是我向来的感受，我也一直是这么说的。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我还有过一次比较粗俗的享乐，也是我应该自责的最后一次类似的享乐。我曾提到，克鲁卜飞尔牧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和他关系之亲密，几乎不亚于当时我和格里姆的关系。他们两人有时来我家吃饭。虽然饭菜再简单不过了，但是由于有克鲁卜飞尔的机智而粗俗的笑话，以及格里姆那可笑的带德国口音的法语，因此饭桌上的气氛非常活跃。那时候格里姆还没有成为法语纯粹主义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