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开始工作后，我发现这份工作并不如我先前所想的那样困难。原先我以为自己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是在一个同样没有多少经验的大使身边工作，并且他既无知又固执，我的良知与点滴知识本来是为国王和他服务的，他却好像故意跟我对着干。他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和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建立了良好的友谊。马利侯爵非常精明，如果他乐意，他可以牵着蒙太居的鼻子走。但是从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出发，他还是经常给蒙太居提一些好的建议。可惜这些建议都被蒙太居糟蹋了，因为他总想在执行的时候掺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结果反而将事情搞砸了。他俩要联手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敦促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尽管威尼斯人已经屡次声明会严守中立，但是他们却公开地向奥地利人供应军火，甚至还提供士兵，谎称这些人是逃兵。我相信，蒙太居先生是为了获得威尼斯共和国方面的好感，因而不顾我的再三抗议，执意要我在所有的公函中说明威尼斯共和国是绝不会违反中立的。这个可怜虫既愚蠢又固执，总是让我写些荒唐话，干些愚蠢事。既然他坚持要那么干，我只好服从。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难以忍受，几乎没法干。例如，他要求大多数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公函都用密码书写，尽管这两种公函都根本不需要采取这种保密措施。我向他抗议说，每个星期五收到宫廷发来的公文，而星期六我们的回复就必须发出去，中间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译解和编译密码的事情，而且我还有大量的信件要赶紧写完，以便让送公文的这个信使带走，因此这实在是太仓促了。对此，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每周四就着手回复第二天才送到的公文。尽管我向他指出这根本行不通，十分荒谬，但他却自以为这是一条妙计，因此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办。在我余下的呆在他身边的日子里，我总是先记下他在一周内对我偶然说出的那些只言片语，以及我随意搜集的一些零星而琐碎的消息，然后根据这点很勉强的消息，我总能在星期四早晨向他提交定于星期六发出的复函的草稿。顶多有时候再根据星期五到来的公文匆匆忙忙地作些补充和更正，然后就作为我们的正式复函发出去。他还有一个非常可笑的古怪想法，使他的信函荒唐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地步，那就是他将来自宫廷的消息发给阿梅洛先生，将来自巴黎的消息发给莫尔巴先生，将来自瑞典的消息发给哈佛古尔先生，将来自圣彼得堡的消息发给拉·施达尔迪先生。他有时候还让我将这些人发来的消息在字句上作少许改动，然后发回原处。在我呈请他签署的公文中，他只浏览一下送交宫廷的公文，其余给别的大使的公文他只签名而不看内容。他的这种做法给了我一点依自己的意见调整公文内容的自由，经我调整之后，这些公文至少还可以交流一点信息。但是，要想对最重要的公文作出合理的修改，则是不可能的。他有时候会即兴在公文上添上几句，害得我连忙返工，把原本拟好的文件加上这几句蠢话重抄一遍，并用密码来作装饰，否则他是不肯签字的。如果没碰到这种麻烦事，那真是要谢天谢地了。我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常想用密码在文件中加进一些与他的指示相异的内容，但又想到没有任何理由让我做这样不诚实的事情，于是索性就由他去自作自受好了，心想自己已经直言劝谏过了，无论如何已经对他尽到职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