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看看了……铁丝的价格也要算进来的。”德国人被引得开了口，对渥伦斯基说。“这是算得出来的，阁下！”德国人已经把手伸进口袋去掏他用来进行各种计算的笔记本和铅笔，然而想到是在餐桌上，又注意到渥伦斯基的冷淡表情，就没有掏出来。“太复杂，太麻烦了！”最后他说。

“想要有收益，就不要怕麻烦。”瓦斯洛夫斯基取笑德国人，说。“我喜欢德语。”他带着像刚才一样的笑容对安娜说。

“别再说了。”她故作严厉地说。

“我们以为会在田野上遇到您呢，瓦西里·赛米尼奇。您去了那儿吗？”她对看上去病怏怏的医生说。

“我去了，但蒸发了。”医生闷闷不乐地打趣说。

“这么说，您好好锻炼了一番。”

“好得很！”

“那个老太婆怎么样了？我希望她得的不是伤寒。”

“不，不一定是伤寒，但她情况不太好。”

“真可怜！”安娜说，她对门客们进行了礼节性的照应之后，就转身同亲友们交谈。

“安娜·阿卡德耶夫娜，按照您的描述，造一台收割机还是很难的。”斯维亚兹斯基揶揄地说。

“哦？是吗？”安娜笑着说，她笑起来的样子说明，她知道她在描述收割机时有什么媚人的地方被斯维亚兹斯基发现了。这种年轻姑娘般卖弄风情的新作风使多莉很反感。

“不过，安娜·阿卡德耶夫娜在建筑学方面的知识令人称奇。”图什克维奇说。

“哦，是的！我昨天还听到安娜·阿卡德耶夫娜提到防湿层和柱基呢，”瓦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听得多，也看得多了，”安娜说，“您呢，想必连房子是用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多莉发觉：安娜并不喜欢她同瓦斯洛夫斯基之间这种戏谑的口气，可还是禁不住要这么说话。

在这类问题上，渥伦斯基同列文的行为截然不同。他显然对瓦斯洛夫斯基的饶舌不以为意，甚至还怂恿他。

“您来说说看，瓦斯洛夫斯基，告诉我们砖块是怎样垒在一起的？”

“当然是用水泥！”

“说得好！水泥是什么？”

“嗯……有点像糨糊……不，像灰泥！”瓦斯洛夫斯基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除了医生、建筑师和管家坐在那里闷声不响，其他就餐的人都滔滔不绝地说话，谈话时而顺畅，时而在某件事上纠缠不休，时而戳着某个人的痛处。有一次多莉被刺痛了，激动得面红耳赤，事后她一直想，自己当时有没有说什么令人不快的话。斯维亚兹斯基谈起了列文，提到列文认为机器对俄国农业有害的怪论。

“我还没有结识这位先生的荣幸，”渥伦斯基微笑着说，“不过他也许从没见过他谴责的那些机器，要么就是他见过并且试用过，但都是些国产货，不是进口机器。这样他还谈得上什么观点呢？”

“土耳其人的观点。”瓦斯洛夫斯基笑嘻嘻地对安娜说。

“我无法替他的观点辩护，”多莉忽然发起怒来，“但我可以说，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要是他在这儿，他一定知道怎样回答你们，可是我却不会。”

“我很喜欢他，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斯维亚兹斯基带着亲切的笑容说，“不过，恕我直言，他有点古怪。比方说，他坚持认为地方自治会和地方官员毫无用处，说他决不同他们打交道。”

“这就是我们俄国人的淡漠，”渥伦斯基一面说，一面把冰水从玻璃瓶倒进一只细细的高脚杯里，“认识不到我们的权利赋予我们的职责，因此就否认这些职责。”

“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更恪尽职守了。”多莉被渥伦斯基高人一等的口气激怒了，说道。

“而我恰恰相反，”渥伦斯基显然不知怎地被这场谈话刺到了痛处，说，“我恰恰相反，像我这样的人，多亏了尼古拉·伊万尼奇（他指的是斯维亚兹斯基）才被选为治安官员，我非常感激他们给我这样的荣誉。我认为参加各种会议和调解农民的马匹纠纷，同我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重要。如果他们把我选进地方自治会，我会感到非常荣幸。只有这样，我才能回报我做为地主享受到的种种好处。遗憾的是，人们并不了解大地主在国家中应有的重要性。”多莉听到他在自家的餐桌边那么自以为是，觉得很奇怪。她想起持不同观点的列文在自家餐桌上也是同样言之凿凿。但她喜欢列文，因此站在他这一边。

“这么说，下次大会上我们就等着见您啦，伯爵？”斯维亚兹斯基说，“不过您最好早点来，这样可以八点钟赶到那儿。如果您能赏光住到我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