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她毅然用冰凉的手握了握他的手，说。
“您没看见我，但我看见您了，”列文露出欢喜的笑容说，“您从车站去厄古肖沃时，我看见了您。”
“什么时候？”她惊讶地问。
“您坐车去厄古肖沃的时候。”列文说，感到心中满溢的幸福快要使他透不过气来了。“我怎么敢把任何不纯洁的念头同这个可怜的小东西联系在一起呢？是的，达娅·亚历克山德罗夫娜跟我说的全是真的。”他想。
奥伯朗斯基挽着他的手，把他带到卡列宁面前。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报了两个人的名字。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卡列宁同列文握手时，冷冷地说。
“你们认识？”奥伯朗斯基惊讶地问。
“我们一起在火车上待过三小时，”列文笑着说，“可一分手又不认识了，就好像从化装舞会上出来一样，至少我是这样。”
“原来如此！二位请吧。”奥伯朗斯基指着餐厅说。
男士们来到餐厅靠墙的一张桌子边，桌上摆着六种伏特加、六盘配有小银匙或没配小银匙的干酪、鱼子酱、青鱼、各种罐装食品以及盛有法国面包片的盘子。
大家围在香气扑鼻的美酒佳肴旁边，科斯尼雪夫、卡列宁和佩斯特索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化问题的讨论，也因为对晚餐的期待而放慢下来。
科斯尼雪夫最擅长出其不意地用雅谑来结束一场最抽象最认真的辩论，以此改变对谈者的情绪，现在他就这么做了。
卡列宁认为波兰的俄国化问题只能通过俄国当局推行重要政策才能实现。
佩斯特索夫坚持说一个民族只有人口较多时才能同化另一个民族。
科斯尼雪夫同意双方意见，但有所保留。他们走出客厅时，科斯尼雪夫为了结束这场辩论，微笑着说：
“因此，要实现俄罗斯对异族的同化只有一种途径：尽量多生孩子……我弟弟和我表现最差，你们这些成了家的先生们，尤其是史蒂芬·阿卡蒂耶维其，才是最爱国的。你们生了几个孩子了？”他带着亲切的笑容问主人，同时伸出一只小酒杯让对方给他倒酒。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奥伯朗斯基笑得最快活。
“是的，这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一面嚼着干酪，一面往酒杯里倒了一种特制的伏特加。这句玩笑果真结束了这场辩论。
“这干酪不错。您来一点吗？”主人问。
“你是不是真的又在练体操了？”他对列文说，用左手捏了捏列文的肌肉。列文笑起来，胳膊一用力，奥伯朗斯基的手指就在列文的礼服下面摸到一块鼓起来的、荷兰干酪一般大小、硬若钢铁的肌肉。
“好强健的肱二头肌！简直就是个参孙！”
“我想猎熊应该需要很大的力气吧。”卡列宁几乎对打猎一窍不通，他撕下一片薄如蛛丝的面包片，抹上一层干酪，问道。
列文笑了。
“根本不需要。正好相反，连孩子都能打死一头熊呢。”他说着，让到一边，微微一鞠躬，因为夫人们跟着女主人走到桌子边上来了。
“我听说，您打死过一头熊？”凯蒂说，竭力想用叉子叉起一只溜滑的不听指挥的盐渍蘑菇，却怎么也叉不起来，袖子的花边抖来抖去，露出了她雪白的胳膊。“在您的庄园附近有熊吗？”她可爱的小脑袋对着他嫣然一笑，又说。
她的话听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可他觉得她说话时的每个声音，她嘴唇、眼睛、双手的每个动作，都蕴涵着多少难以言表的东西啊！里面有求饶，有信任，有抚爱，温柔而羞怯的抚爱，有承诺，有希望，有他不能不相信的爱情，这种爱情使他快乐得喘不过气来。
“没有，我们是去特沃尔省猎到这头熊的。我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遇到了您姐夫，或者说是您姐夫的妹夫。”他含笑说道，“那次见面很有意思。”
他饶有兴致地说起他通宵未睡之后，怎样穿着羊皮袄，闯进了卡列宁的车厢。
“列车员不顾‘人不可貌相’这句老话，看见我穿的衣服，就想把我赶出去，但我立刻说起文绉绉的话来……您也是，”他对卡列宁说（他忘记了他的名字），“您一开始也是以貌取人，想赶我出去，可后来您就替我说话了，我对此非常感激。”
“乘客选择座位的权利规定得太不明确了。”卡列宁用手帕擦了擦指尖，说。
“我看出来，您当时不十分清楚应该怎样对待我，”列文亲切地笑着说，“所以我赶紧说些聪明的话，来解释我为什么穿羊皮袄。”
科斯尼雪夫同女主人交谈，一只耳朵却在听弟弟说话，他看了看他，心想：“他今天怎么了？像个胜利者。”他不知道列文此刻觉得自己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列文知道她在听他说话，喜欢听他说话，他只在乎这一点。对他来说，不要说在这个房间里，就是在全世界，也只有他和凯蒂两个人。他现在变得那么不同凡响。他觉得自己身处令人头晕目眩的高空，所有这些可爱的卡列宁们、奥伯朗斯基们，以及整个世界都在遥远的下方。
奥伯朗斯基没看他们俩，漫不经心地安排他们坐在一起，好像没别的地方给他们坐一样。
“你就坐这儿吧。”他对列文说。
晚宴和奥伯朗斯基喜爱的餐具一样精美。玛丽·路易汤无懈可击，小馅饼入口即化，完美无缺。两位仆人和马修系着白领带，敏捷轻巧地上酒上菜。晚宴在物质方面十分成功，在非物质方面也不逊色。大家时而集体交谈，时而个别对话，没有出现片刻的冷场。谈到最后大家兴致盎然，直到离席，男宾们都还在说话，连卡列宁都变得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