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丈夫羞辱她，就算渥伦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他自己的独立生活（她又带着痛苦和怨恨想起了他），她也不会放弃儿子。她有她的生活目标，她必须趁着他们还没把儿子从身边抢走，率先采取行动来确保她对儿子的权利。她必须把他带走。这是她目前唯一该做的事。她必须保持镇定，摆脱这种可怕的局面。

想到与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要下定决心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她这才稍稍平静下来。

她迅速穿好衣服，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谢里沙同他的女家庭教师和平日一样，正等着她吃早餐。谢里沙穿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正垂着头，弓着背，摆弄着他拿来的鲜花，露出她熟悉的酷似父亲的专注神情。

家庭教师看起来特别严厉。谢里沙照例尖叫了一声：“啊！妈妈！”然后就停下来，犹豫着是该放下花，走过去向她道早安，还是接着把花冠编完，然后拿给她。

家庭教师开始冗长而详尽地报告他的劣迹，但安娜不听她说。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也一并带走。

“不，我不带，”她打定主意，“我就带儿子一个人走。”

“是的，这样做是不对的。”安娜说，把手放在儿子肩上，用一种非但不严厉，而且很胆怯的目光望着他，使他又困惑又高兴。她吻了吻他。

“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讶的家庭教师说，没有放下她的手，在餐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我……”他说，竭力从她脸上看出他偷吃桃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谢里沙，”家庭教师一走她就说，“你这样做不对，下次不要再犯好吗？……你爱我吗？”

她感到泪水涌入了眼眶。

“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望着他又惊又喜的脸，自言自语，“他会站在他父亲那一边来折磨我吗？”

热泪已顺着她脸颊滚滚而下，为了掩饰泪痕，她霍地跳起来，冲到阳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天气变得晴朗而寒冷。

她冷得打了一个激灵。在户外的空气中，恐惧带着新的力量攫住了她。

“到玛丽艾特那里去。”她对跟着她出来的谢里沙说，然后在阳台的草毯上来回踱步。

“他们是不是不会原谅我，不明白我已经别无选择？”她问自己。

她停下来，望着在风中摇曳的白杨树梢，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树叶在冰冷的阳光中闪闪发亮。她觉得他们不会原谅她，所有人都会像这天空、树木一样，对她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她感到一切在她心里又变成双重的了。

“不，不，我不能再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动身。去哪儿呢？什么时候去？带谁去呢？”

“去莫斯科？对，乘夜班火车去，带上安努西卡和谢里沙，只带些最必需的东西。但我得先给他俩写信。”

“发生过这一切之后，我无法继续留在家里。我走了，带走了我的儿子。我不懂法律，因此不懂儿子该留给父母的哪一方，但我还是把他带走了，因为离开他我就活不下去。求您宽宏大量，把他留给我吧！”

她迅速而自然地写到这里，但写到乞求他宽宏大量（她不相信他会宽宏大量）以及考虑该用什么感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时，她却写不下去了。

“我不能提到我的过错和懊悔，因为……”她无法把思路连贯起来，又停下笔。“不，我什么也不说。”她想，于是把信撕掉，重新写过，不再提什么宽宏大量的事，然后把信封了起来。

她打算写的另一封信是给渥伦斯基的。

“我已经告诉我丈夫了。”她写了一句，就写不下去了。这样太粗鄙，太不像女人了。“除此之外，我还能给他写什么呢？”她问自己，脸上又泛起羞愧的红晕。她一想到他的冷静，就恼怒得把只写了一句话的信撕了个粉碎。

“什么也不必写了。”她想，然后合上信纸簿，上楼告诉家庭教师和仆人，她晚上要去莫斯科，然后就动手收拾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