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四点钟从部里回来，但同往常一样，没时间上楼去看妻子。他直接走到书房去接待一些请愿者，再签署几份由他私人秘书拿来的公文。卡列宁家的晚餐时间一般会有三个左右的来访者。今天来的，一位是卡列宁的老表姐，一位是被推荐到卡列宁手下供职的年轻人，还有一位是偕夫人同来的部长。安娜走进客厅去招待他们。五点整，彼得一世风格的黄铜钟还没敲完，卡列宁就穿着外套上有一个白领结和两枚勋章的晚礼服进来了，他一吃完饭就要去参加一个政府会议。卡列宁生活中的所有时间都被排得满满的，为了完成每天分派给他的各项事务，他严格遵守时间。“不赶时间也不休息”是他的座右铭。他走进房间，问候了每一个人，一面对妻子微笑，一面匆匆坐下。
“好了，我的孤单生活结束了。你不知道有多难受，”他特别强调“难受”这两个字，“得自己一个人吃饭！”
进餐时他和妻子聊了一点儿莫斯科的事，带着嘲讽的微笑问到史蒂芬·奥伯朗斯基的情况，但是谈话内容都是笼统的，大部分是关于彼得堡政务和社会事件。餐后他陪了客人半小时，然后微笑着又握了握妻子的手，就去了市议会。晚上，安娜既没去看望贝特茜·特渥斯卡亚伯爵夫人，她一听说她回来就邀请她去她家，也没去她当晚定好包厢的剧院。她没去的主要原因是她本打算穿的一件衣服没做好。总而言之，来宾走了之后，安娜就忙着整理衣服，感到非常恼火。她擅长在穿衣打扮上精打细算，去莫斯科之前，她留下三件衣服让裁缝改。她本希望衣服能改制得看不出原貌，而且三天前就送回来，可现在她发现有两件根本没改好，第三件虽然改好了，但不是她所希望的样子。女裁缝来解释说衣服这样改更好一些，安娜大发脾气，事后连自己都感到羞愧。她完全恢复平静之后，来到儿童室，陪儿子度过了一晚上，自己送他上床，在他面前画了十字，给他盖好被子。她很高兴晚上没有出门，而是愉快地在家中度过。她心情平静轻松，很清楚地看到，在火车上看似那么重要的事，不过是社交生活中一件平常的小事，因此，她感到羞耻或任何人责备她都是没道理的。她拿着一本英文小说坐在炉火边，等丈夫回来。九点半整，前门的门铃响了，他走了进来。
“你终于回来了！”她把手伸给他，说道。
他吻了吻她的手，坐在她身旁。
“我看，总的说来，你的旅行很成功。”他说。
“是的，非常成功。”她回答道，开始从头诉说发生的一切：她同渥伦斯卡亚伯爵夫人的旅行，她抵达车站，火车站的事故。她还谈到她先是同情她哥哥，后来又同情多莉。
“我觉得不能原谅这样的男人，即便他是你哥哥。”卡列宁严峻地说。
安娜笑了。她知道他这么说是为了显示考虑亲情并不妨碍他直率地表达意见。她了解丈夫这一性格特点，不仅了解，而且欣赏。
“我很高兴，一切都圆满结束了，你又回来了，”他接着说，“但是，关于我让议会通过的新法令，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安娜对这条法令没有任何耳闻，自己竟轻易忘记了对他来说这么重要的事，她感到很惭愧。
“在这儿，相反，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得意地笑着说。
安娜知道，他想把这件事使他觉得愉快的地方说给她听，于是她通过询问的方式引他说出了事情的全部过程。他带着同样的自满笑容，告诉她由于法令的实施，他赢得了不少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兴。这说明，对这个问题坚定、清晰、合理的看法，终于开始在我们当中树立了。”
他喝完第二杯茶，吃完奶油、面包和黄油，起身走进书房。
“你没去任何地方吗？你肯定觉得无聊。”他说。
“哦，不无聊！”她回答道，站起来跟着他穿过房间走到书房。“你现在在读什么书？”她问。
“我在读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他答道，“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
安娜笑了。看到所爱的人的弱点时，人们常常露出这种笑容。她挽着他的胳膊，同他一起走进了书房。她了解他的习惯，晚上读书已经成了他的一种需要。她知道，虽说他的时间几乎完全被职务占满，但追踪思想领域出现的任何重要事物，对他来说都义不容辞。她也知道，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和神学书籍，艺术与他的天性相去甚远。然而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他从不忽略在艺术领域引起轰动的任何事物，而且认为博览群书是他的职责。她知道卡列宁在政治、哲学和神学领域会进行质疑和探询，但对艺术、诗歌，尤其是他一窍不通的音乐，却持有最明确和坚定的看法。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菲尔和贝多芬，谈论新诗歌和音乐流派的重要性，在他大脑里这些都有着相当明确的分类。
“啊，愿上帝保佑你！”她站在书房门口说。在书房他的扶手椅边上，已经为他放好了一支带罩的蜡烛和一杯水。“我要去给莫斯科的那些人写信了。”
他握着她的手，又吻了一遍。
“毕竟，他是个好人，诚实、善良，而且事业辉煌。”安娜回到自己房间时心想，仿佛有人指责卡列宁，声称不可能有人爱上他，而她正替他辩护。“可是为什么他的耳朵往外支棱得那么厉害？是不是因为他剪了头发？”
午夜时分，安娜还坐在她的写字台前给多莉写信。信快要写完了，这时她听到穿着拖鞋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卡列宁进来了，他刚洗过脸，梳了头发，胳膊下夹着一本书。
“到时间了！到时间了！”他带着奇怪的笑容走进了卧室。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看他呢？”安娜回想起渥伦斯基看卡列宁时的眼光，心里想道。
她脱掉衣服，走进卧室，但脸上没有一丝她在莫斯科逗留时从眼睛和笑容里闪现出来的活力；相反，现在她身体里的火焰似乎熄灭了，或是隐藏在某个非常遥远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