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上了岸坡，马车夫转过身来问聂赫留朵夫道：

“送您到哪一家旅馆啊？”

“哪一家好些？”

“再没有比西伯利亚旅馆更好的了。要不玖可夫旅馆也挺不错。”

“那就随你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上驭座，加速赶起了马车。这个城市和所有的俄国城市一样，也有带阁楼的房子和绿色的屋顶，也有一座大教堂和一些小铺子，大街上也有大商店，甚至也有同样的警察。只不过房屋几乎都是用木头造的，街道上没有铺石子。马车夫把马车赶到一条最热闹的街上，在一家旅馆门口停住。可是这家旅馆正好没有空房间了，因此只得去另一家。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样，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头一次重新回到他所习惯的清洁舒适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下榻的房间算不上奢华，可在他经历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生活以后，仍然令他感到十分畅快。他得首先清除身上的虱子，因为自从他常在旅站里进进出出以来，他就从来没有和它们彻底绝缘过。他安置好行李，立刻到一家俄式澡堂去洗澡，然后换上城里人的装束，穿上浆硬的衬衫、因压在箱底而起了皱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动身去拜会当地的长官。旅馆的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四轮马车，由一匹膘肥体壮的吉尔吉斯高头大马拉着，颤颤悠悠，吱嘎作响。马车夫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座富丽的大厦门前，门口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房子的前后都是花园，栽种着白杨和桦树，叶子都已经凋落，露出光秃的树枝，其中夹杂着的枞树、松树和冷杉倒生得枝繁叶茂，苍绿可爱。将军身体不适，不接见客人，但是聂赫留朵夫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带来令人满意的答复：

“将军请您进去。”

这儿的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客厅和擦得亮光光的镶木地板，都同彼得堡的排场差不多，只是稍微肮脏一些，古板一些。

聂赫留朵夫被带进一间书房。

将军脸孔浮肿，鼻子像土豆，额上有几个疙瘩，头顶光秃，眼睛底下挂着眼袋，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坐在那儿，身上穿着一件鞑靼式的绸袍，手里拿着一支香烟，正在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我亲爱的先生！原谅我穿着睡袍见客，不过这总比不见要好，”他说着，拉起长袍盖住他那后颈上堆起一道道皱褶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太好，待在家里没有出门。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边远地区来了？”

“我是跟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道，“我现在到阁下这儿来，一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人想求您帮忙，另外还有一件事想和你谈谈。”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喝了一口茶，在孔雀石烟灰碟上把香烟捻灭，用他那双狭小、浮肿、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认真地听他讲着。他只有一次打断了聂赫留朵夫的话，问他要不要吸烟。

这位将军是颇有学识的那类军人，他们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是可以同他们的职业相调和的。然而他生性聪明善良，很快就发觉这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为了消除他经常出现的内心矛盾，他越来越深地沉湎于在军人中间极为盛行的酗酒恶习。如今在担任了三十五年军职以后，他已深深地染上了这一恶习，变成了医生们所说的酒徒。他全身的细胞都渗透了酒精。他什么酒都喝，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喝酒已成为他生活中的绝对需要，不喝酒他就活不下去。每天傍晚他总是喝得烂醉，不过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因此走路也不会身子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不成体统。即使说出什么荒唐话来，由于他身居显赫的地位，别人反而会把它当作警句。只有在上午，也就是聂赫留朵夫来找他的这个时候，他才近似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够听懂别人对他说的话，才能或多或少地证实他那句老爱挂在嘴边重复一遍又一遍的谚语：“喝酒不胡来，快乐翻一番。”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但他毕竟比别人多受过一点教育（尽管他的学识已经停留在他酗酒成癖前的水平上），而且他为人胆大、老练、威严，即使出于喝醉酒的状态也能做到举止得体，因此就让他一直占据着这个显要的职位。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人，她被错判了罪，为她的事已经向皇上递了诉状。

“哦！那怎么样了呢？”将军说道。

“彼得堡的人答应我，有关这个女人命运的消息至迟这个月就会通知我，通知书将寄到这里……”

将军仍然没有把目光从聂赫留朵夫身上挪开，同时伸出一只手，用他的短手指头按了按桌上的铃，然后嘴里喷着烟，特别响亮地清了清喉咙，继续默默地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