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一回到莫斯科，就来到监狱医院，他把枢密院维持法院原判的不幸消息告诉了玛丝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他对那份律师已经写好、此刻带到牢里让玛丝洛娃签字、准备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而且，说来也怪，他现在反倒不想这事弄成。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和流放犯和苦役犯一起生活。因此，要是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倒很难想象他应该如何安排他自己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洛的话。梭洛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时曾说过：“在不公正地把人监禁起来的政府下，一个正直的人的真正出路也就是监狱。”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

“不错，一个正直的人在现代俄国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马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围墙时，甚至亲身感受到这一点对他很适用。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了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她到哪里去了？”

“她又回到牢里去了。”

“为什么把她调走了？”聂赫留朵夫问道。

“噢，老爷，这样的人还能怎样？”看门人轻蔑地笑道，“她和助理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赶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丝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对他来说意味着那么多。这个消息使他不由得愣住了。

他感到一种一个人听到大祸要临头时所产生的感觉，心里难过极了。他听到这消息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可耻。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他，居然高高兴兴地想象着她的精神发生了变化，而现在这一点在他自己眼前显得是那么荒诞。他想，所有她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牺牲的话，所有她那些责备和眼泪，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她只是想尽最大可能地从他身上多捞点好处罢了。他好像记起来上次探监时就已经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的迹象。所有这些想法都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他本能地戴上帽子，离开了医院。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还要和她绑在一起吗？既然她有了这种行为，我岂不是自由了吗？”不过，他刚对此提出这些问题，就马上明白过来，如果他认为自己自由了，可以抛开她不管了，那么受到惩罚的将是他自己，而不是她。他胆战心惊起来。

“不，所发生的这一切无法改变我的决心，相反，它只能使我的决心更加坚定。让她顺应她的精神状态想干吗干吗好了。如果她是和助理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和助理医士勾勾搭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我的良心要求我做的事。现在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我已经决定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婚姻，而且我已经决定跟她走，不论她被流放到哪里去。我这决心绝不改变。”聂赫留朵夫带着誓不罢休的执拗心情对自己说着这些，走出医院，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监狱大门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去通报典狱长，他想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像见了熟人一样告诉他监狱里的一条重大消息：原来的典狱长被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了他的位置。

“现在办事可严格了，严格得不得了，”那名看守说道，“他就在里面，我马上去通报。”

新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没过多久就走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个字很高，瘦骨如柴，颧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慢腾腾的。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允许在探监室同犯人见面，”他说道，眼睛瞧也不瞧聂赫留朵夫。

“可是我需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个字。”

“您可以把它交给我。”

“我要亲自见到这名犯人。以前一向是允许我来探望的。”

“是的，可那是以前，”典狱长回应道，匆匆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

“我有省长发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道，同时掏出皮夹子来。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道，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他伸出瘦长、干瘪、白净、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条斯理地看了一遍。“请到办公室来，”他说道。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靠着办公桌坐下，翻阅着放在桌上的文件，显然打算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

当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同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见面时，典狱长干脆地回答说不行。

“同政治犯见面是不允许的，”他说着，又专心看他的文件。聂赫留朵夫口袋里藏着那封给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预谋犯罪的人，但他的预谋被发现了，计划挫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