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随后跟叛教者商量，怎么才能帮摩尔女子逃出家门，带她去基督徒国度，末了决定还是先等索莱达回话。索莱达是她的名字，可是她更喜欢人家叫她玛利亚。大家都很明白，除了她，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难题。这么商定以后，叛教者叫我们别担心，说他宁可搭出性命，也要帮我们重获自由。接着一连四天栏圈里一直有人，这期间苇秆自然无法露头。四天之后，栏圈终于安静下来，苇秆又出现了，垂下的包裹鼓鼓囊囊，预示它包孕丰富。苇秆和包裹朝我落下，我看到里面有一封信和清一色的金埃斯库多，整整一百个。正好叛教者在我们身边，我们把他带进牢房去看信。信上说：

“‘先生，我实在想不出怎么才能去西班牙。我问过蕾拉·玛利亚，她也没告诉我。眼下我能做的就是从这个窗口送下去许许多多金币，你和你的朋友们先赎身，派一个人回到基督徒的国土，在那儿买只船，然后再来接其他人。我在我父亲的花园里等你们，就在巴巴松城门外的海边上。我和我父亲以及家里的佣人整个夏天都在那儿。你们可以趁黑夜放心大胆地把我从那儿带到船上。你可是说好了要做我的丈夫，不然我就叫玛利亚好好教训你。你要是不放心让别人去买船，那你就赎身自己去。你是基督徒又是绅士，我知道你比别人更妥当，会早早回来。你要事先认准花园在什么地方。只要我见你在这底下转悠，准是栏圈里没别人，我马上给你送下钱去。先生，愿真主保佑你。’

“这些就是第二封信里面的话。我们大家听了，都争着首先赎身，说保证准时往返，我当然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叛教者一点不赞成，说无论如何不能先放走一个人，要走大家一起走。以往的教训太多了：获得自由的人很少履行当囚徒时许下的诺言。过去不少有身份的战俘就用了这种办法，先赎出一人，派他去巴伦西亚或者马略卡岛，还交给他一大笔钱置办船只，然后回头来接其他出资为他赎身的人。可结果呢，这人害怕失去刚刚获得的自由，即使承担着天大的义务，他也会忘得一干二净。为了证明他的话不假，还给我们举了一个简短的例子，是刚刚发生在几个基督教绅士身上的事，真是离奇古怪，即使在这块无奇不有的土地上，也是罕见的。末了他说，不如把那笔赎身的钱交给他，就近在阿尔及尔买只船，就说他要在得土安（得土安，摩洛哥北部城市，现属西班牙。）一带沿海地区做买卖。他一当上船主，就不难设法把我们大家救出栏圈、送上船去。而且，如果摩尔女子真的像她说的那样，打算出钱替我们赎身，那一旦成了自由人，更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上船了。当然他也有难办的事：摩尔人不允许叛教者购买和拥有船只，除非是大型海盗船。他们知道这些买船的人，尤其是西班牙人，是打定主意要逃回基督徒的国土。不过他已经有了对付的计策：他可以找一个塔咖里诺摩尔人（塔咖里诺摩尔人，西班牙境内与基督徒混居的摩尔人。）跟他合股买船、合伙经营买卖；有了这层掩护，他就做稳了船主，其他的事就都好办了。我和我的伙伴们觉得，还是按照摩尔女子的主意，派人去马略卡岛买船更为妥当，可是我们谁也不敢反驳他，怕他见我们不顺从而把事情泄露出去。索莱达跟我们打交道的事一旦泄露，我们几人固然不惜为她送命，可是只怕连她自己也难保。我们只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上帝和那个叛教者。

“我们还当即给索莱达写了回信，告诉她我们决计按她的吩咐去做；她的主意好得很，简直就像跟蕾拉·玛利亚商量过似的；这件事是当机立断还是从长计议，就听她一句话了。我还再一次答应娶她为妻。第二天，恰好栏圈里又没有外人了，苇秆和包袱上下了好几回，她总共交给我们两千金埃斯库多。她在回信上说，下个星期五做胡玛（胡玛，即伊斯兰教的礼拜。），她要去父亲的花园，去之前，再给我们一些钱；要是还不够，就及早通知她，要多少给多少。她父亲钱多得根本数不清，而且所有的钥匙都在她手里。我们给叛教者五百埃斯库多去买船，我留下八百准备为自己赎身。我把钱交给当时正在阿尔及尔的一个巴伦西亚商人，由他出面跟国王交涉我赎身的事，先把我保出来，答应巴伦西亚商船一到就立即付清赎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防止国王猜忌，因为如果当面交割，他还以为赎金早已汇到阿尔及尔，被商人悄悄挪用生利了。总之，我的主人鬼心眼太多，我说什么也不敢轻易掏钱给他。

“美人索莱达说好星期五去别墅花园，到了星期四，她又给了我们一千埃斯库多，还告诉我们她什么时候出发。她特别叮嘱我，一旦赎了身，千万记住她父亲的花园在哪里，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去找她。我在简短的回信里保证一定按她的话去做，希望她用上从女奴那儿学到的所有祈祷词，祈求蕾拉·玛利亚保佑我们。在这之后，我赶紧替其他三个同伴赎了身，帮他们顺顺当当离开栏圈，免得他们见我有钱为自己赎身却不管他们，一气之下鬼迷心窍，干出坑害索莱达的蠢事。就我对他们人品的了解，确信他们还不致如此。不过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按照给自己赎身的办法，一一为他们赎了身：把钱全部交给那个商人，由他出面放心大胆地作保。只是我们商定的秘密计划一点也没向他透露，免得惹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