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读到一位文学家的遗篇文章，作者在文中谴责、抗议一艘法国轮船上的船长和船员。文学家乘船由叙利亚去埃及，船上人强迫或试图迫使他坐在餐桌旁时摘下红毡帽。我们都知道，进屋脱帽是西方人的惯例。

这种谴责使我惊愕。因为这向我表明：东方人死抱其生活的特殊象征。

那位叙利亚人的勇气使我钦佩，简直就像一次我钦佩一位印度王子。我记得，当时我在意大利的米兰，邀请那位印度王子出席一场歌剧晚会。王子对我说：“假若你约我去参观但丁的地狱，我会高高兴兴地与你同往。可是，我却不能坐在一个禁止我缠着头巾和抽卷烟的地方。”

是的，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东方人抱着自己的某些东西不放，哪怕是他的民族习惯的阴影。

但是，我的这种惊奇不会，也不可能抹掉其后面的坚持东方个性、东方风格和东方妄言的粗糙而稳固的事实。

假若那位在一条欧洲船上摘下红毡帽都感到为难的文学家想到那顶尊贵的红毡帽是欧洲某个工厂制造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说，在任何一条欧洲船上的任何部位摘掉它，也就十分便当了。

假若我们这位文学家考虑到个人的独立是小事，而技术独立和工业独立是两件大事的话，那么，他会不声不响，顺顺当当地摘下自己头上的红毡帽。

假若我们这位朋友想到一个灵魂和精神被奴役的民族是不能以其衣着和习惯而成为自由民族的话……

假若想到那些，他也就不会写文章表示抗议了。

假若我们的文学家想到自己的叙利亚先辈曾乘叙利亚船、穿着叙利亚人纺织并缝纫的衣服去埃及的话，我们这位自由英雄也就会非本国织造衣物不穿、非本国船长和船员驾驶的船不坐了。

我们这位勇敢的文学家反对这种结局是正确的，但未弄明其根本原因，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抓住问题实质。这就是东方人最大难题。虽然他们常举出西方人惯于留意区区小事的例子而自鸣得意，然而他们拒绝成为不抓小事的东方人。

我要对我们这位文学家说，我要对所有戴红毡帽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亲自动手缝制自己戴的红毡帽，然后再决定在船上，或山顶上，或山谷里，如何摆置你们的红毡帽呢？!”

将红毡帽摘下，还是戴在头上，苍天知道这句话并没有写在红毡帽上，也没有写在屋顶或天河上。但是，苍天却知道它被书写在比每顶红毡帽更遥远的东西上，写在了每个人的头顶上，写在了每具颤抖的尸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