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手帕稍稍擦干身体，想到了赫米奥和她的挥击，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疼痛。然而尽管如此，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赫米奥又有什么关系呢？所有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冰凉和幽静是如此完美，又可爱又新鲜，而且无人问津。老实说，过去他自认为需要人，需要一个女人，那是多么大的错误呵。他不需要女人——根本不需要。树叶、樱草和树木，它们才是真正可爱的、冰凉的，称心如意的；它们才会真正进入血液，充实进他的体内。现在他已经非常充实了，而且心情非常愉快。
赫米奥欲置他于死地是完全正确的。他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何必要自诩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就是他的世界。除了这可爱、敏感、妙不可言的植物和他自己，活生生的自己以外，他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东西。
回到人间也是必要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那并无关系，只要知道自己的归属就行了。现在他知道自己的归属了。他的归属就在此地，这就是他结婚的地方。人间只是异国他乡。
他爬出山谷，不知自己是否发疯了。然而如果真是发疯的话，他宁可要自己的疯狂，也不要那合乎礼仪的心智健全。他喜悦地沉浸在自己的疯狂之中。他自由自在，不需要人世间那种陈腐的心智健全，那种健全已经令人生厌。他欣喜地沉浸在新发现的疯狂世界之中。这世界是那样新鲜，那样纤细，那样令人心满意足。
与此同时，他心中感到一种悲伤，不过那只是陈旧的伦理道德的遗产；它要求人们坚持人性。他对旧的伦理道德已经乏味，对人类、对人性已经乏味。他爱眼前这些柔软、纤细的植物，这些冰凉完美的植物。他将不去理会那种悲伤，他将把陈腐的伦理道德撇置一边，他将在自己的新国度里逍遥自在。
他感到头上的疼痛在每分每秒地加剧。他正沿途朝最近的火车站走去。天在下雨，他没戴帽子。可是如今许多怪人都不戴帽就出门，在雨中行走。
他不知道自己此时的沉重心情，一种压抑的心情，有多少是出于怕被人看到自己赤条条地躺在草木丛中的担心。他对人类，对其他的人怕得要死！这种害怕几乎上升到了恐惧，上升到一种噩梦般的恐怖——惟恐被他人看到的恐怖。如果他像亚历山大·塞尔扣克亚历山大·塞尔扣克（1676—1727），苏格兰水手。1703年5月，参加赴南海考查，因与船长发生争执，1704年10月主动要求放到一个小岛上，在那里一直住到1709年2月。那样，生活在一个只有动物和树木的小岛上，那么他会感到自由和高兴，不会有这种沉重的感觉，不会有这种惶恐不安的感觉。他可以尽情地去爱植物，而不必担心会遭到非议。
最好给赫米奥寄一张便条，她也许会为他担心，而他不想背上这种负担。所以到了车站，他写道：
我将去城里，目前不想回布雷多尔比了。不过这没什么关系——至少我不想让你对打了我而忐忑不安。告诉其他人，说我有时就是这副怪样子。你打我完全正确——因为我知道你想这么做。所以这事就此告终吧。
可是上了火车，他感到不舒服，每动一下都疼痛难熬，而且感到一阵阵恶心。他拖着脚步从车站走上一辆出租汽车，犹如盲人一般一步步摸索着前进，凭着一种模糊的意志支撑下来。
他病了一两个星期，可是没有让赫米奥知道，所以她以为他还在生气。他们俩彻底疏远了。赫米奥对自己的“完全正确”深信不疑，欣喜若狂。她变得心不在焉，生活在确信自己正确的精神之中，并且靠着自负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