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如《绛守居图池记》，以“东西”二字平常，而改为“甲辛”，殆类吴人之呼庚癸者矣。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胡赞宗修《安庆府志》，书正德中刘七事，大书曰：“七年闺五月，贼七来寇江境。”而分注于贼七之下曰“姓刘氏”举以示人，无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学为秦汉文者，皆“贼七”之类也。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容斋随笔》论《卫青传》封三校尉语。《史记》胜《汉书》处，正不独此。《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厌酒肉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也。

　　《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