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屿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童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童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旧唐书》：薛谦光为左补阙，上疏言：“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励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诬其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假有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欬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自求之称也……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挹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故选司补置，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则徼倖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修名则兆庶蒙其福。风化之渐，靡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谓切中今时之弊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

　　宋范文正上晏元献书曰：“夫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

　　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笃信好学，至老不倦，卓然可当方正有道之举者，官之以翰林国子之秩，而听其出处，则人皆知向学而不竞于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洁己爱民，以礼告老，而家无儋石之储者，赐之以五顷十顷之地，以为子孙世业，而除其租赋，复其丁徭。则人皆知自而不贪于货赂矣。岂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豖之儒；公孙弘优孟陈言，始录负薪之胤。孙叔敖而扶风之子，特赐黄金，尹翁归涿郡之贤，常颁羊酒，韩福遂使名高处士，德表具僚，当时怀稽古之荣，没世仰遗清之泽。不愈于科名爵禄劝人，使之干进而饕利者哉？以名为治，必自此涂始矣。

　　汉平帝元始中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应劭曰：“礼贵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赐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家谷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诏曰：“故处士李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率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唐六典》：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赐谥曰先生。”存者赐之以先生之号，殁者则加之以谥。如杨播隐居不仕，至德中赐号元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见，崇祯中尝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院待诏。

　　《唐书》：“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则知隋之赐田，至唐二百年而犹其子孙守之。若金帛之颁，廪禄之惠，则早已化为尘土矣。国朝正统中，以武进田赐礼部尚书胡，其子孙亦至今守之。故窃以为奖廉之典，莫善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