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宋山阴人，字务观，乾道中，授夔州通判，因爱蜀道风土，故题其生平所为诗曰《剑南诗稿》。其诗清新刻露，圆润自然，世以与东坡并称曰苏陆，谓之尽宋之诗。故宋以后诗，遂有剑南一派。官至宝谟阁待制。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人讥其放，因自号放翁。

　　放翁诗派，源于江西，与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学诗于曾几。几之学，出于韩驹。驹列名于江西派，一传曾几，再传放翁。《诗人玉屑》载赵庚夫题曾几《茶山集》云：“‘清于月白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其句律渊源已灼然可考。”放翁序《曾氏奏稿》云：“先生居会稽，某归，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是可知放翁之诗，忠爱感发，亦有得之于师者也。放翁序《吕居仁集》又自称源出居仁。居仁亦江西派。是不啻自揭橥其为嫡派矣。但江西派滥觞于黄鲁直，大都宗尚杜甫，流于偏僻生硬。洪炎所谓置字律令，新新不穷，其长处迨可以“新奇生硬”四字包之，迄韩曾而变本加厉。放翁《曾几墓志铭》亦有以杜甫、黄庭坚为宗之语，可谓知言。但放翁独能从此派入，而不从此派出，虽递嬗之习未免，然已脱生硬之气，一变而为自然，另辟蹊径，别树一种风格。明乎此，可以论放翁之诗。

　　放翁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其前期诗，以才气超然，颇能自出机杼，尽其才而后止。虽摹仿前人，而不落窠臼。试观其《答宋都曹》诗：“古诗三千篇，删去才十一。诗降为《楚骚》，犹足中六律。天未丧斯文，壮老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嫉。”《示子遹》诗：“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缋。中年始稍悟，渐欲窥宏大。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是可见其宗尚之专。虽间有工巧之处，但仍归雅正，不落纤佻，此初境也。其中期诗，以遭时势之逼迫，兼以意气豪迈，中年未衰，往往志存戎轩，大有横槊跃马，顾效驱驰之概。其汗漫热烈之情绪，郁塞磊落之风概，发泄之于其诗，以是多感激豪宕之作品。观其《晓叹》一篇，《书愤》一律，足见其情。其《自述》一首云：“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毬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宋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世间才杰固不乏，秋豪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是期诗之宏肆，自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及乎晚年，转为恬淡之人，而诗境又变。看似平淡，而意旨深湛，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消除。放翁诗所谓“诗到无人爱处工”者，盖揭橥其晚年诗变之征耳。刘后村谓其皮毛落尽。此评颇有见地。

　　以上论放翁诗境之变征既竟，兹再论其特点。

　　（一）感激豪宕放翁生当南宋偏安之世，俶扰无已。对于金人侵掠，其愤也皆裂发指。发为诗歌，声皆变徵。兼以其情绪之汗漫热烈，而郁塞磊落之风概，益蓬勃而不可遏。是宜其多感激豪宕之作。《七修类稿》称放翁少好结侠客，有恢复中原之志。读其诗而益信。后人之称“亘古男儿一放翁”者，虽过誉之，但亦可谓知言者矣。如《长歌行》《关山月》《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排闷》《书叹》《书愤》等诗，具见其情。惟其有感激豪宕之特点，而益见其沉郁顿挫之妙。《后村诗话》载放翁诗，仅摘其对偶之工者，已为皮相。后人选陆游，又略其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而取其流连光景，可以剽窃移掇者，转相贩鬻，放翁诗派，遂为论者口实。王渔洋论其诗沉郁顿挫少，亦坐此失。是诬放翁甚矣。

　　（二）兴会淋漓放翁有感激豪宕之情绪，是以其风致益淋漓尽兴，浑灏流转，更觉沛然有余。以是诗最多，题最少。兴会之至，每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一草一木，莫不歌咏以寄其意。《唐宋诗醇》论曰：“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晓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着咏歌以寄此意。”其诗题多《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兴》，亦有先得佳句，而后标以题目者，如《写怀》《书愤》《感事》《遣闷》《山行》《郊行》《书室》《道室》等题，十居七八，即如《记梦诗》亦最多。人生安得有如许梦，亦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要之，惟其兴会淋漓，以是诗思易触发，而妙绪纷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