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绪 言

春秋左传[电子书]

  一、左传在中国文学上和史学上的位置

  春秋为我国文化的成人时代。自榛狉之世,直到此时,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地域由莽广而渐可指证,器物由窳(yǔ)陋而渐得赅备;在政治一方面,国与国之竞争,日渐剧烈,结援要好的风气,日渐盛行。同时在中国附近的部落(当时所谓蛮夷戎狄的)也极力想找机会,伸张势力入中国的内地,而中国内部的人,也想方法去抵抗他们。在这个政治文化一大转捩(liè)的时代,激荡的潮流,迸出来的,都是灿烂的水花,而一部伟大的历史,实在是时代的需要,而《左传》便应运而生。它的任务,便是上承《尚书》,下开《国策》,替那文化政治盛极一时的春秋留一影子。它里面的文章,非常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的事项,网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后此殆未有其比。其历史的叙述,也有两种特色:一种是春秋的历史,大抵偏重本国,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独《左传》不单以一国为中心,将当时几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左传》虽称鲁为“我”,他国人之来鲁者曰“来”,但其叙述史实,晋国最多,楚次之,鲁又次之;而《春秋》叙述鲁事,占全书百分之二十四。)其特点足将春秋各国的进展情形,作一综合的研究;第二,春秋时不特为我国政治上的转捩时代,文化的进展,也极有可观。《左传》之叙述,不局于政治之演进,常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尤以当时之典章文物,纪叙最详。以上两个特点,是春秋以前历史所没有的。所以《左传》的作者,不特为我国史学界之革命家,也是我国文学界不祧之大宗,诚不世出的天才。而读《左传》的应该一方面欣赏它文章的秀美,一方面从史事的记载当中,求出春秋时政治和文化演进的痕迹,作一个深挚的体认,才不负这部大著作,这位大作家。

  二、左传的真伪问题及其与春秋经的关系

  史料最重要的条件是真实,《左传》既是一本历史的著作,它的真伪问题便有讨论的价值。中国学者如刘逢禄、康有为等,都说《左传》是伪的,说是刘歆把《国语》鲁惠隐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加上些解经的语句,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的,把他剔出来,仍其旧体例,谓之《国语》;近来勇于疑古的老据家更认为《左传》不只是刘歆把原有的一本《国语》改作而成,全书都是由刘歆捏造出来的,或是由汉初的学者创作的。由前说,《左传》虽经刘歆窜乱,仍不失为汉以前或焚书以前的真实史料;由后说,《左传》简直是一部伪书,它本身的价值会因此消失了许多。在编者的眼光看来,前说还可信,后说恐未必能成立。

  后说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春秋二百余年的事,后人断没有全部捏造的力量;即使刘歆或当时的学者,在故老口中得到一两件口传的故事,把他记载起来,《左传》里面的条贯,恐不能如此精密。(二)《左传》的文章,《史记》引用甚多,世为太史令载籍极博的司马迁,必不肯引用与己时代差不多的人所作的伪书;且《史记》征引《左传》,常把《左传》艰深的语句,改成浅易,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我尔身”一句,《史记》改为“我身子之身也”,如哀公七年“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三句,《史记》改为“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观此种由深化浅的语句,足见两书年代的先后。自焚书以来,学术界雕零已甚,从汉初至司马迁,数十年间,断不能产生一个如《左传》的伟大著作人才,所以编者认定《左传》为秦以前的真实史料。

  再把今文家刘康辈的主张讨论起来,《汉书》刘歆本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歆传说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难保他引传文的时候和转相发明的时候,没有把传文来点窜;且当时的太常博士,宁可不做官,而不肯承认《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书,争辩如此剧烈,想必刘歆干了一件学术上失德的事,才会如此,而康刘辈的主张也不无蹊径。我们虽不能证实《左传》与《国语》原为一书,或两书各自独立,但至少我们知道解经的语句,是由刘歆窜入,汉儒所说“左氏不传《春秋》”。不为无理。我们如仔细一研究,更可以明白:孔子的《春秋》,终于获麟,真正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亦终于获麟,独《左传》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后,《春秋》的终止期十三年,分明见得《左传》的性质,与《公》《谷》不同;就文字而论,《公》《谷》里面,除了少数叙事文外,多为“……者何……也”,而《左传》却为叙事文体裁,此点更可见《左传》与句诠字释《春秋》的《公》《谷》二传不同;《左传》即有解经的语句,每多违背经义,至如有传无经,或有经无传,所在皆有,《左传》作者如以解释《春秋》为作《左传》的对象,断不至如此空疏。近人如陈澧(兰甫)等,知刘歆牵强地加上几句“段不弟,故不言弟”一类的语句,不足令《左传》与《春秋》发生关系,便曲说谓传释《春秋》之方法有二:一是传《春秋》之义;一是传《春秋》之事。前者《公羊》《谷梁》可以做代表,后者《左传》可以做代表;果如陈氏所说,《左传》的终止期后《春秋》十三年又何以解释之呢?有传无经,或有经无传的,又何以解释之呢?因此编者在编纂本书的时候,很大胆地把《左传》里面的解经的句语删去;私意本不信《左传》为解释《春秋》之书,同时以为今日我们读《左传》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上占有位置,非因它是一本解释《春秋》的书,当然用不到那赘累的解经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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