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传在中国文学上和史学上的位置
春秋为我国文化的成人时代。自榛狉之世，直到此时，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地域由莽广而渐可指证，器物由窳（yǔ）陋而渐得赅备；在政治一方面，国与国之竞争，日渐剧烈，结援要好的风气，日渐盛行。同时在中国附近的部落（当时所谓蛮夷戎狄的）也极力想找机会，伸张势力入中国的内地，而中国内部的人，也想方法去抵抗他们。在这个政治文化一大转捩（liè）的时代，激荡的潮流，迸出来的，都是灿烂的水花，而一部伟大的历史，实在是时代的需要，而《左传》便应运而生。它的任务，便是上承《尚书》，下开《国策》，替那文化政治盛极一时的春秋留一影子。它里面的文章，非常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的事项，网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后此殆未有其比。其历史的叙述，也有两种特色：一种是春秋的历史，大抵偏重本国，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独《左传》不单以一国为中心，将当时几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左传》虽称鲁为“我”，他国人之来鲁者曰“来”，但其叙述史实，晋国最多，楚次之，鲁又次之；而《春秋》叙述鲁事，占全书百分之二十四。）其特点足将春秋各国的进展情形，作一综合的研究；第二，春秋时不特为我国政治上的转捩时代，文化的进展，也极有可观。《左传》之叙述，不局于政治之演进，常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尤以当时之典章文物，纪叙最详。以上两个特点，是春秋以前历史所没有的。所以《左传》的作者，不特为我国史学界之革命家，也是我国文学界不祧之大宗，诚不世出的天才。而读《左传》的应该一方面欣赏它文章的秀美，一方面从史事的记载当中，求出春秋时政治和文化演进的痕迹，作一个深挚的体认，才不负这部大著作，这位大作家。
二、左传的真伪问题及其与春秋经的关系
史料最重要的条件是真实，《左传》既是一本历史的著作，它的真伪问题便有讨论的价值。中国学者如刘逢禄、康有为等，都说《左传》是伪的，说是刘歆把《国语》鲁惠隐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加上些解经的语句，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的，把他剔出来，仍其旧体例，谓之《国语》；近来勇于疑古的老据家更认为《左传》不只是刘歆把原有的一本《国语》改作而成，全书都是由刘歆捏造出来的，或是由汉初的学者创作的。由前说，《左传》虽经刘歆窜乱，仍不失为汉以前或焚书以前的真实史料；由后说，《左传》简直是一部伪书，它本身的价值会因此消失了许多。在编者的眼光看来，前说还可信，后说恐未必能成立。
后说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春秋二百余年的事，后人断没有全部捏造的力量；即使刘歆或当时的学者，在故老口中得到一两件口传的故事，把他记载起来，《左传》里面的条贯，恐不能如此精密。（二）《左传》的文章，《史记》引用甚多，世为太史令载籍极博的司马迁，必不肯引用与己时代差不多的人所作的伪书；且《史记》征引《左传》，常把《左传》艰深的语句，改成浅易，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我尔身”一句，《史记》改为“我身子之身也”，如哀公七年“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三句，《史记》改为“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观此种由深化浅的语句，足见两书年代的先后。自焚书以来，学术界雕零已甚，从汉初至司马迁，数十年间，断不能产生一个如《左传》的伟大著作人才，所以编者认定《左传》为秦以前的真实史料。
再把今文家刘康辈的主张讨论起来，《汉书》刘歆本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歆传说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难保他引传文的时候和转相发明的时候，没有把传文来点窜；且当时的太常博士，宁可不做官，而不肯承认《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书，争辩如此剧烈，想必刘歆干了一件学术上失德的事，才会如此，而康刘辈的主张也不无蹊径。我们虽不能证实《左传》与《国语》原为一书，或两书各自独立，但至少我们知道解经的语句，是由刘歆窜入，汉儒所说“左氏不传《春秋》”。不为无理。我们如仔细一研究，更可以明白：孔子的《春秋》，终于获麟，真正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亦终于获麟，独《左传》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后，《春秋》的终止期十三年，分明见得《左传》的性质，与《公》《谷》不同；就文字而论，《公》《谷》里面，除了少数叙事文外，多为“……者何……也”，而《左传》却为叙事文体裁，此点更可见《左传》与句诠字释《春秋》的《公》《谷》二传不同；《左传》即有解经的语句，每多违背经义，至如有传无经，或有经无传，所在皆有，《左传》作者如以解释《春秋》为作《左传》的对象，断不至如此空疏。近人如陈澧（兰甫）等，知刘歆牵强地加上几句“段不弟，故不言弟”一类的语句，不足令《左传》与《春秋》发生关系，便曲说谓传释《春秋》之方法有二：一是传《春秋》之义；一是传《春秋》之事。前者《公羊》《谷梁》可以做代表，后者《左传》可以做代表；果如陈氏所说，《左传》的终止期后《春秋》十三年又何以解释之呢？有传无经，或有经无传的，又何以解释之呢？因此编者在编纂本书的时候，很大胆地把《左传》里面的解经的句语删去；私意本不信《左传》为解释《春秋》之书，同时以为今日我们读《左传》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上占有位置，非因它是一本解释《春秋》的书，当然用不到那赘累的解经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