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瑸从政大部分时间是主持台湾事务，从台湾县令到台湾厦门兵备道，到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层次步步升高，作为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他勤政爱民，善于协调各种关系，造就一个安定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他抓住发展经济这个关键环节，开发宝岛，育物富民；他以文化为先导，兴隆教化，倡导文明；他善于化解矛盾，遇事不惊，妥善处理突发事件，保持社会稳定，显示了他卓越的为政才干与能力。

4、注重褒廉更宜颂能

历来人们对陈瑸的褒扬，重在他的清正廉洁，将他列为明清岭南三大清官（丘浚、海瑞、陈瑸）之一，这没有错。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对陈瑸的清廉为官特为感动，说他像个苦行老僧。陈瑸二十余年在外为官，不携家眷，孑然一身，轻装简从，官厨惟进瓜蔬，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贪不在多，得非分一二钱便如千百万。”他的这句名言，可作为官场千古格言。康熙说：“朕亦见有清官，然如陈瑸者实罕见，诚清廉中之卓绝者。”陈瑸死后赐给他谥号“清端”，也就是清廉到了极致的意思。那么，陈瑸在清官中的“卓绝”之处是什么？他清廉到极致又有哪些表现？

第一，廉能为最。一个人做官，品行重要，能力更重要。康熙的褒奖提高了陈瑸的声望，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给后人认识陈瑸造成一些误导，认定陈瑸的最高境界就是清廉。陈瑸卓异于一般清官廉吏的重要特点是，他更是一名能员干吏。陈瑸仕宦古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把“素称难治”的古田县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台湾人民在给陈瑸立的《邑侯陈公功德碑》记载，陈瑸是因能力超群而调往台湾的，并且列举了陈瑸的十项政绩。在强调操守品德的封建社会，清官往往成为一支道德标杆，并不强调其办事能力。在人们的口碑里，陈瑸“爱民如子，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身体力行”。其清廉与海瑞、丘浚齐名，其功勋却出乎其右，为清代少有的“廉能并举”的贤官。

第二，“苦行老僧”。这是陈瑸给康熙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陈瑸觐见康熙时，康熙问起陈瑸是如何来京的，陈瑸如实禀报后，康熙叹息良久，说：“汝竟是苦修行老僧一样！”陈瑸“苦行老僧”的雅号从此便不胫而走。陈瑸一生的确十分清苦，从康熙三十八年选授古田知县到康熙五十七年死于福建巡抚任上，近二十余年的时间孤身一人，他为官从不带家眷，身边没有亲人照料。康熙还问起陈瑸的家事，回答是：“妻室在家，儿子不相见十多年了，因为无盘缠，不能来往相看。”陈瑸做官，立志“誓不寄银回家！”他给儿子的信中把原因写得很清楚：“做县令，乃为公家守财，为百姓分忧之日，断无自守之而自盗之，不为百姓而为家计之理。汝父誓不寄银回家，为此也！”《古田县志》记载，陈瑸“收入悉以归公，秋毫不染”。

第三，一分不贪。陈瑸在清廉自守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觉得一个人的贪污源于欲望的膨胀，如果不追求奢侈豪华，俸禄尽管微薄，还是够用的。他有句名言：“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高尚的操守必然受到利益的挑战、潜规则的胁迫和其他污泥浊水的包围，要守住有一定难度，许多人坏了操守，就是从“取一钱”之类的小事开始的。陈瑸认为“妄取一钱”即坏了操守，由清变贪，本质已变。操守是一种高尚的境界，也是一种容易失去的境界，必须设置一个明确的底线，并且要勇敢地坚守，毫厘不让，一分不贪。

第四，清而不刻。陈瑸有一颗宽厚的包容心，他不光爱民，而且爱护那些为民办事的好官。海瑞与陈瑸都是清官，但二人之“清”有所不同。道光年间举人李元度在比较二人之“清”时指出：“清如冰霜足以杀物，清如雨露足以生物。”康熙对陈瑸说过：“有的清官自视太高，与总督、提、镇等官都不相和，一事亦行不得，更生出好些事端，这便是清官不好处。天下人哪个不知陈瑸是个清官，恐汝清而刻了。”康熙告诫陈瑸做清官不要刻薄待人，陈瑸说：“臣做过小官的人，深知做小官苦情；臣不敢刻薄待人。”陈瑸一生与上下级官员都能和睦相处，在福建巡抚任上，他保举了十二位县令，一位通判，一位知府，一位知州，申请给予破格奖励；对官员中那些贪渎之徒，也查清事实，列款题参，请朝廷给予处分。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为嘉奖和勉励陈瑸，康熙踢其金匾、锦袍。金匾上题有康熙亲笔赠诗《清廉中之卓绝者》，这块金匾一直在雷州市博物馆保存，供后世瞻仰。陈瑸去世前还留下遗书，将自己应用而未用的“衙门公费银”悉数上交国库，“以尽未尽之心”。康熙感叹地说：“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亦见有清官，然如伊者，朕实未见，即从古清臣，亦未必有如伊者！”清廉固然是陈瑸的高贵品质，但他对国家和人民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政治上的作为，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政治才能和实干作风。陈瑸是廉与能相得益彰，而以能著称的。他从政二十余年中三次主政台湾，共历时九年，为宝岛台湾的开拓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为连缀祖国大陆和台湾的血脉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