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许多刚直敢言之臣，往往仕途多舛，他们不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以致不惜丢官罢职，甚至杀头，实在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范仲淹正是这样一位忠臣，他仕途坎坷，四次遭贬，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不怕丢乌纱帽，不怕削职被贬，表现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人心叵测，仕途险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每次犯颜直谏，换来的都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贬谪。天圣年间，宋仁宗欲率群臣为真宗之刘皇后祝寿，群臣明知不合礼制，却三缄其口，唯独位卑职微的范仲淹面折廷争，结果被贬；任左司谏时，他又因谏止废黜郭皇后而获罪，贬谪睦州；权知开封府，他再因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被加上朋党的罪名贬为饶州知州。“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虽三次被贬出朝，但他无怨无悔，从不颓唐沮丧，表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戏称三次贬黜为“三光”（光荣）。任参知政事时，因“庆历新政”失败，他被免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任知州，从此未再回到朝廷。

范仲淹即使受尽屈辱，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他乘船赴睦州任时，风急浪恶，一家十余口险些葬身鱼腹；贬官饶州时，沿途10余州的地方官因惧党祸，竟无一人出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都不放在心上。宋代官员每至一处履新，照例都要上谢表，以示对朝廷的忠诚。范仲淹在饶州上谢表时说：“当了地方长官，就要政简刑清，安邦利民；如在朝为官，要竭尽忠直之节。”在润州时表示“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只要有利于社稷，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不会钳口结舌，缄默不言。到邓州任知州时，他上谢表称：“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以救民疾、分国忧为己任，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则是“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境界，真是万世楷模！

经过五代战乱，政局像走马灯似的变化无常，士大夫廉耻之风，丧失殆尽。而范仲淹廉洁耿介，严于律己，外和内刚，振纲纪明礼仪，权贵为之缩颈，奸倭为之侧目。他到睦州任知州，为东汉隐士严光修祠堂著有《严先生祠堂记》，表扬严光“泥涂轩冕”的清高气节。他的目的是“使贪夫廉，懦夫立”。为官者要廉洁保持名节，懦夫是布衣百姓，只有在清明的政治下，百姓的赋敛才能公平，负担减轻，平安生活，人格才能独立，腰杆挺硬不受欺凌。南宋朱熹称赞范仲淹以名节振作士大夫之功。“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可见范仲淹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改变与廉政风气的倡导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入能为相，出能为将。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原本臣服于北宋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立西夏国，并调集十万军队，侵袭北宋西北重镇延州，即今陕西延安。一时，西北边陲狼烟四起，在西夏的进攻下，宋军节节败退，延州北部数百里沦陷。家贫出孝子，国难思良将。边事紧急，宋仁宗终于想到了范仲淹，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应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知州，防御西夏。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范仲淹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其为“龙图老子”，西夏称其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边塞也流传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秋天，处于政治上不得志之时的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要求，写下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其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世名句，蕴含着深刻精到的人生哲理和伟大的治国抱负，是范仲淹一生为人为官的真实写照。从文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没有因为改革不能继续推行而灰心丧气，还抒发了不计个人得失成败，心怀社稷，情系苍生的开阔胸怀。范仲淹以《岳阳楼记》为代表的许多诗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为国、为君、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情怀，这种蕴含人类永恒的人文精神，是其流芳百世的真正原因。他弘扬了我国古代的传统廉政文化，从仁义廉耻的从政道德到节俭重民的优秀品格，从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到舍己奉公的修身之志，从公正无私的执政态度到心忧天下的鸿鹄之志。为此，南宋著名理学大家朱熹称赞范仲淹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