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朱厚嵩谖唤半个世纪。他在即位之初也曾着手革除武宗时的弊政，诸如废罢皇店，整顿皇庄，诛杀佞臣钱宁、江彬等，裁汰锦衣卫冗员等等，虽作了些努力，取得成效，但时间只有一年，很快又恢复原样。世宗只顾享受，不理朝政。内阁纷争代替宦官专权，严嵩入阁达二十一年，任内阁首辅十五年，他“挟一人之权，侵百司之事”，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使时局贿赂公行，贪墨成风，吏治败坏。明政府的财政每年出现赤字。世宗后期每年亏空达二三百万两，穆宗时“各处库藏俱空”，连户部尚书马森也承认：“时势至此，即神运鬼输亦难为谋。”再加上边防日坏，南有倭寇为患，北有俺答寇边，为驱逐“南倭北虏”，财政开支巨大。这时，明王朝已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张居正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他少年得志，十二岁便考上秀才，十六岁中举，二十二岁就中进士。受到当权者器重，被选进翰林院任编修。

明世宗服“仙丹”中毒死后，穆宗继位。张居正曾任穆宗的师傅，因此升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穆宗在位六年去世后，才满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即明神宗。不久张居正与宦官冯保合谋，驱逐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辅佐十岁的神宗皇帝。这样,张居正大权在握，可以逐步实现他的改革计划了。

整饬吏治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和先招。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腐败。“吏不恤民”，造成了人民的反抗此伏彼起。于是，便提出考核吏治以达到“民安邦固”。要求为官清廉，治政清平，做到“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在地方上，分清抚、按职责，使巡抚和巡按的权限明确，分工合作，协力督促有司贯彻执行中央政令。

张居正重视对官吏政绩的考察，制定了“考成法”。通过考勤考绩，用以甄别官员的勤惰贤愚，作为决定进退、黜陟的依据。在考核中，对官员的功过则做到“信赏必罚”，应该惩办的“虽贵近不宥”，有冤枉不当的“虽疏贱必申”。规定各衙门应将各项应办之事，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定期限，立文簿。一本作底本，另一式两册：一本送交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解决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压尚未办理的，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交内阁查考。这样，立有文簿，月有考，年有稽，各项政令，皆令有始有终，凡误事要追究责任。这就保证了政令的贯彻执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方面，张居正主张“惟才是用”，不受资历、毁誉、亲疏的影响。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加以破格重用。反之，没有军功，能力低下的，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滥封爵位，轻授官职。他裁汰冗官十之二三，减少生员名额一大半以上。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是财政经济方面。张居正分析了财政危机的原因，认为是“豪门有田不赋”，以致“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采取两大动作，分两步走。第一步：清丈全国土地。他任用张学颜制订《会计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限令三年内各地要把清理溢额、脱漏、诡寄等项工作办妥。到了万历八年（1580年），据统计，全国查实征收粮田地达七百零一万多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因而剧增，所以万历初期的十八年间，史称最为富庶。第二步：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简言之就是把赋税和徭役合并成一条按亩征收银子。概括起来，一条鞭法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赋役合并征收，并把部分丁役摊入田亩。第二，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由官府雇工交差。第三，赋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和解运。第四，赋税除漕粮和白粮必须征米外，其他原来征收实物的都改为折收银子，差役中的力差也全部改为交纳代役银，由政府雇役。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的主要原则是“量地计丁”、“计亩征粮”，这就使得一些富户及权贵要隐产瞒丁、逃避赋役负担就不那么容易了；相反，贫苦农民“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已经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田赋和力役折银征收，农民只需交纳银两便可免去服役，这意味着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相对的削弱。同时，把赋税改为征收银两，促进了货币地租和部分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