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名人给我介绍了那么多东西，对此我十分谦恭地向他表示了感谢，并保证说，如果我有幸能重返祖国，我一定会替他说句公道话，说他是这架神奇机器的惟一的发明者；我还请求他让我把机器的形状和构造，照这儿所附的图形描画到纸上。我告诉他，我们欧洲的学者有互相剽窃发明成果的习惯这毫无疑问指的是牛顿与莱布尼茨间就谁先发现了微积分而产生的争议。，要是他们知道有这么一架机器，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去捞点便宜，到时候谁是它真正的发明者可就有争议了；不过，我一定会多加小心让他独享盛名，没有人来跟他竞争。

接着我们来到了语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里讨论如何改进本国的语言。

他们的第一个计划是简化言辞，将多音节词缩为单音节词，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事物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名词。

第二个计划，无论什么词汇，一概予以废除。他们强调，这种作法，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还是从简练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大家都清楚，我们每说出一个词，多多少少都会对肺部有所侵蚀，从而缩短我们的寿命。因此，他们就想出了这么一个补救的办法：既然名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人们在谈论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那些表达观点所需的东西随身带着，岂不是更加方便？本来这一发明早就实现了，老百姓不但不要费什么力，而且对他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可是妇女们与俗人、文盲联合起来，要求应该有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嘴说话的自由，不然就要造反。这样的平民百姓往往是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许多最为博学聪明的人还是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只有一点不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情很大，很杂，那他就必须相应地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背上，除非他请得起一两位身强力壮的仆人随侍左右。我就常常看到他们当中有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几乎要被背上沉重的包袱压弯了腰，就像我们这里的小贩一样。他们在街上相遇时，就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一个钟头；谈完后再收起各自的谈话工具，互相帮着把东西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果谈话时间不长，只要把工具往口袋里一放或者挟在腋下就够用了，而且若是在自己的家里谈话，那他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可为难的。因此，凡是有人们聚会，并有人用这种方法进行交谈的房间里，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供这种矫揉造作的谈话所需要的东西，它们往往触手可及。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好处，它可以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都能通用的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器具大体相同或者相似，所以它们有什么用途很容易让人明白。这样，驻外大使就算是对他国语言一窍不通，也还是能够与外国的亲王或大臣们打交道的。

我还参观了数学学校，那儿的老师用一种我们欧洲人难以想象的方法来教课。命题和证明都是用带有治疗头痛药剂的墨水，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块薄薄的饼干上。这饼干学生得空腹吞食下去，随后的三天，除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不能吃。待饼干在体内消化的时候，那药剂就会带着命题钻进脑子。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不见有什么成效，一方面是因为药剂的剂量或者说药剂的构成成份有错误，另一方面也因为小孩子故意作对的缘故，这块饼干他们吃下去觉得特别恶心，所以常常是偷偷地躲到一边，不等药性发作就把它们吐了出来；再说他们也太不听话了，不愿按处方上的要求那么久不吃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