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也在《生死场》读后记中说：“真实而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未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现在看来，《生死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对生存本身的揭示，而且是从生存本身出发，从生存感出发，以生存为最本真最原初的本体，在这之上逐渐进入某种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层面。东北这片广阔的黑土不同于关内，从某种程度上是礼教的“化外之地”。《生死场》对这样一种原始生存形态的揭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首创性。萧红另一部代表作《呼兰河传》是一部追忆童年的小说。童年在这里不止是一个时间范畴，在小说里，具体体现为“城——我——人”的叙述过程。它的结构和其中包含的时空感有着更为开放的特性，似乎每一章节都可以独立成篇。有人认为《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茅盾在《呼兰河传》的序言中认为：“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部作品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诗化小说”中的经典。在它的童年视角中，灌注着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和独特的人生感：“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在这些充满童味、童心、童趣的语言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自在。

本作品中编选的小说大多是比较典型的“萧红体”作品，其中的《手》和《小城三月》还是她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逃难》、《马伯乐》等幽默的讽刺类作品在萧红的创作中并不多见，既是学术界萧红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也是读者较少阅读的。

但从这些作品中可见萧红多方面的创造才能，因此我们也将其选入，作为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除小说创作外，萧红写有大量的散文，鲁迅先生读了她的散文后认为她在散文创作方面“比谁都更有前途”（《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第１０２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萧红的许多散文都是她的自叙传，她人生所形成的“无字”文本和散文创作的语言文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文性”。《商市街》是一本自传体的散文集，它取材自“二萧”在哈尔滨商市街的一段生活。萧红用生动而质朴的文字记述了“我”和郎华窘困的生活，凸显出生存的主题。他们没钱、没食物，用脸盆喝水，幻想着美味，简直要成为“受饿受冻的犬”（《他去追求职业》）。生存的艰难甚至达到了动摇道德的程度。饥饿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准备偷，饥饿和道德斗争开了（《饿》）。萧红以她独特的感受将一对身无分文的年轻情侣艰窘的生活描绘出来，但笔调并不沉重，“相反地，处处洋溢着‘乐天知命’和奋发进取的精神。

她很成功地掌握住当时那种焦虑、悬疑的心境，时而穿插上一些幽默轻松的情节，使萧军和她自己的音容跃然纸上”（葛浩文《萧红评传》）。萧红的其它大多数散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述传，取材于她的亲身经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从平凡小事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写出了鲁迅作为一个人，一个慈爱、幽默，有着生活情趣的人的形象，迥然有别于左翼文化界对鲁迅的主流阐发。在当时，连萧军都觉得这篇回忆太“琐碎”。这倒恰恰说明萧红散文之所以真挚、清新、感人，有着打动人心的魅力，正是由于这种“琐碎”，在这“琐碎”中写出了普通人的悲欢，没有丝毫的造作，显出一种琐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