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烦，也没办法抵挡。于是便在笔记本上做起打油诗来，乘他情绪昂扬、万马奔腾之际，偷偷在桌子底下传阅。

“书鸿发言万里长，先说巴黎后敦煌……”有这么一二十句话吧！（年年会上这首长诗都作了新的修改，使其完美。）

为了保持会场的严肃性，读诗的人不敢面露笑容，只好板着脸孔全身抖个不停。

说起来，我们是幽默之至，似乎还包括自己发言绝不会如此昏庸的自信和自豪，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性实可怀疑。我们比他年轻。

好不容易熬到吃饭散会时间……

在许多老人家面前，好像我们永远不会老似的。

我见过张伯驹先生八十多岁的龙钟；“文革”期间毫无生活能力的老画家高希舜先生，我们共处牛鬼蛇神之室，看到他受折磨的景象，简直哀哀欲绝；近年来听说陈寅恪先生和吴宓先生的遭遇；多年前听说杨振声先生、冯文炳先生漫长的遥远的寂寞；还有文采粲然的师陀先生、丽尼先生和被遗忘如尘埃的《大卫·高柏菲尔》译者许天虹先生，今人有多少人会纪念他们呢？

生命强大能熬过来的先生也有，如沈从文、钱钟书、朱光潜先生，虽然高寿是个原因，但起码也包含一种“苟存”的历史机会罢？以至能享受到一点太平岁月显示正常颜色的权利。

……我们忘记了常书鸿先生也曾经有过年轻时代，并且非常的辉煌壮丽。

（六十年代初我住在中央美院大家爱称之为“火车胡同”的教员宿舍时，徐迟听我讲过常先生的故事，后来写成过一篇动人的小说。）

常先生年轻时在巴黎埋身在博物馆里，有幸看到外国人从敦煌偷来的文化珍宝，令年轻的常先生热血沸腾起来，遂即决定了终生的命运。回国后按照自己设想的意愿，带着妻子和幼小的儿女来到敦煌。

那时候的敦煌可不是开玩笑的！千百里沙漠中的一个点，荒凉到了绝望的程度；半夜能听到四十里外驼铃声。瞧这一家人！在杳无人烟的绝境中，热有热的难处，冷有冷的难处；勉强的衣食温饱；音书联系细若游丝，忍受着被人遗忘的苦痛的恐惧。一年复一年地过去了。

妻子终于耐不住寂寞离开了，她并非耐不住苦，只是坚持不了信念而已。儿子三四岁，美丽的女儿十二三岁，照顾着全家三个人的生活。远远地去提水，烧饭、洗衣（其实鲁滨逊式的生活，谈不上什么衣服），还要安慰、平衡一老一小的精神生活。到晚上，夜晚照拂弟弟睡着之后，还要跟着爸爸到一个洞窟又一个洞窟临画。爸爸一笔一笔地画着，她举着小植物油灯小心地跪在旁边。

那时候的星空下，除了上帝，茫茫尘寰，有几个人知道这两个使徒行者式的孤寂的父女生涯？

真正的革命者不可能成为完美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也不可能是个完美的革命者。但奉献众生的信念一致却无可怀疑。

常先生是人，他老了，朦胧了。他害怕自己忘记了过去，像翻一册可爱的书本一样，一心想和大家共同欣赏……

我们晚一辈的人沾染了不尊敬老人的恶习，以致老来遭到报应，终于也一齐被人称做“四旧”，才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衰老！哈哈！活该！

看到或感受到悲哀而不悲哀，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时代悲剧。一种荒谬而残酷的力量，能令整个时代互相仇杀，颠倒伦理，以至于麻木了情感，忘记自己是人。

这类事情的发生，也不是说从哪个、哪个时候的绝无仅有；是早就有的。也不是说刑法品种的多少以决定残酷的水平。可怕而令人战栗的是那种非人性的深度，那种行为逻辑的演绎。

许久许久以前（二三十年前吧），在《文物》杂志上看到一幅墓葬图片，殉葬者是对父子，并排垂直立跪，双手背后给一种无形的绳子捆绑着（绳子已经腐烂），头，一大一小置于死者面前。一点挣扎反抗的痕迹都没有，妥帖如摆设牺牲供品。

这两父子是在什么情况下死成这么中规中矩的样子的？

听人说新疆卖肉的杀羊，羊不用牵引，会一只只从羊栏那边走过来乖乖躺下，伸长着脖子让人放血，眼看放完这只，轮到的下一只又会自己走过来躺下。

衰老的辕马承受不了辎重时哀号，同路的几十匹辕马会跟着一齐哀号。

说得更神一点。五十年代初我常到东北兴安岭大森林体验生活，森林工人告诉我，锯一棵大松树时，不单只这棵松树发抖，周围的松树都在发抖——人没注意而已……

那么，河流为不幸而枯竭、而断流就不奇怪了……

有生命而无感情是不可能的。

我深爱这个世界，包括它的悲苦。

1997．9． 北京·万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