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双手交叉起，枕在脑后，随着一阵一阵的屐声，在想象中从穿着木屐的双脚，慢慢地向上看，我看到悲哀憔悴的穿着外褂、套着白罩衣的老人、老妇的脸；我看到痛苦愤怒的穿着工裤、披着蓑衣的工人、农民的脸；我看到忧郁彷徨的戴着四角帽、穿着短裙的青年、少女的脸……这些脸，都是我白天在街头巷尾不断看到的，这时都汇合了起来，从我楼前戛达戛达地走过。

“苦难中的朋友！在这黑Φ某梗希望在哪里？你们这样戛达戛达地往哪里走呢？”在失眠的辗转反侧之中，我总是这样痛苦地想。

但是鲁迅的几句话，也常常闪光似地刺进我黑暗的心头，“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就这样，这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声音，一夜又一夜地、从我的乱石嶙峋的思路上踏过；一声一声、一步一步地替我踏出了一条坚实平坦的大道，把我从黑夜送到黎明！

事情过去十多年了，但是我还常常想起那日那时日本横滨码头旁边水上的那只木屐。对于我，它象征着日本劳动人民，也使我回忆起那几年居留日本的一段生活，引起我许多复杂的情感。

从那日那时离开日本后，我又去过两次。这时候，日本人民不但是我的苦难中的朋友，也是我的斗争中的朋友了，我心中的苦乐和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但是，当同去的人们，珍重地带回了些与富士山或樱花有关的纪念品的时候，我却收集一些小小的、引人眷恋的玩具木屐……

(原载1962年7月《上海文学》)

尼罗河上的春天

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门，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我把厚重的蓝绒窗帘拉起，把床边的电灯开了一盏。她刚刚洗完澡，额上鬓边都沁着汗珠，正对着阳光坐着，脸上起着更深的红晕，看见我拉过窗帘，连忙笑说：“谢谢你，其实我并不太热……”一面低下头去，把膝前和服的衣襟，更向右边拉了一拉，紧紧地裹住她的双腿。

我笑说：“并不只是为你，我也怕直射的阳光，而且，在静暗的屋子里，更好深谈。”我说着绕过床边去，拿起电话机，关照楼下的餐厅，给我们送上三个人的茶点来。

秀子抬起头来，谦逊腼腆地微笑说：“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听说你们去接了两次，都没有接着。真是，夜里那么冷，累你们那样来回地跑，我们都觉得非常地……非常地对不起！”我坐在床边，给她点上一支烟，又推过烟碟去，一面笑说：“在迎接日本朋友上面，‘累’字是用不上的。你不知道我们心里多么兴奋！自从东京紧急会议以后，算来还不到一年，我们又在开罗见面了。为着欢乐的期待，我们夜里都睡不好，与其在旅馆床上辗转反侧，还不如到飞机场去呆着！”她笑了，“飞机误了点，我们也急的了不得……说到‘欢乐的期待’，彼此是一样的，算来从塔什干会议起，我们是第三次会面了，我一直以为世界是很大的，原来世界是这么小。”

她微笑着看着手里袅袅上升的轻烟，又低下头去，这时澡室里响起了哗哗的放水的声音。

我说：“世界原是很大的，但是这些年来，在我的心里，仿佛地球上的几大洲，都变成浮在海洋面上的大木筏，只要各个木筏上的人们，伸出臂，拉住手，同心协力地往怀里一带，几个木筏儿便连成一片了……我看到这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徽章，上面是一只黄色和一只黑色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

秀子的眼睛里，闪起欢喜的光辉，“你这句话多有诗意！只要这几大洲上的人民，互相伸出友谊的手……”

这时穿着阿剌伯服装的餐厅侍者叩着门进来了，他在小圆桌上放下一大茶盘的茶具和点心，又鞠着躬曳着长袍出去了。

我一边倒着茶，一边笑问：“我们的东京朋友们都好吧？他们写作的兴致高不高？”

秀子说：“他们都好，谢谢你。尤其是从去年东京会议以后，他们都像得了特殊的灵感似的，一篇接着一篇地写。你知道，有些报纸刊物不敢用他们的文章，认为太触犯美帝国主义者了。他们的生活是有些困难的，但是他们读者的范围，天天在扩大，因此，他们的兴致一直很高。”

澡室的门开了，和子掩着身上的和服走了出来，一面向后掠着粘在额上的短发，一面笑说：“你们这里的水真热，我的身上足足轻了两磅！你知道，从离开东京我们就没有好好地泡过澡了，我们那个旅馆，只在早晚才有热水，而且还是温的！”她笑着坐到秀子对面的、圆桌边的一张软椅上，接过我递给她的一杯茶来，轻轻地吹着。

我笑说：“我早就说过，你们尽管来，对我一点都没有麻烦，而且还给我快乐。在会场上见面，总是匆匆忙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