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弹指之间一部小说已经写就在我脑中展现。而且，这部小说同我读过的所有的小说同工异曲，什么男女相爱，偏偏命途多舛，或者是九死一生，或者是意外破财，但最后男的娶了未婚妻，女的嫁了未婚夫。因此，眼前这位军官在战争中失去双腿，战后与姑娘重逢，姑娘原已向他许了终身，这时忠贞不二，与他喜结良缘。

我认为这确实是花好月圆，但又觉得平淡无奇，就像大家觉得小说和戏剧中那些海枯石烂的故事一样太肤浅。当我们读到或者听到这些高风亮节的教诲时，好像都会慷慨激昂，奋袖而起，顿时甘愿作出自我牺牲。可是到了第二天，要是有穷朋友来借点钱，却又槁木死灰一般嗒然若失了。

接着突然又想起另外一种假设，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却实在多了，可以替换刚才的那个假设。或许战争爆发之前，在炮弹炸掉他两条腿这飞来横祸发生以前，他已经结婚了，妻子虽然痛苦万分，但也只好听天由命，守在丈夫身边，照料他，安慰他，侍奉他。而丈夫原先身强力壮，堂堂一表人才，战后回来却双脚被砍断，成了一具丑陋的活死人，自己不会动弹，只得向隅不欢，最后不可避免得上肥胖症。

他究竟是幸福还是为生活所煎熬？我心里痒痒的，起初只是隐隐约约，后来却越来越强烈，到最后竟再也忍不住，不禁想知道他的遭遇，哪怕只是其中主要的几段也行，我由此也就能猜出他不便说出或不想说出的事了。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同他说话。这时我们已经闲谈了一阵，我两眼望着行李网架，心里想：“看样子他有3个孩子，那糖果是给他妻子的，布娃娃是给他小女儿的，鼓和枪是给他两个儿子的，这鹅肝糜是给他自己的。”

我突然朝他问了一句：

“您有孩子了吧，先生？”

他回答说：

“没有，先生。”

顿时我觉得很尴尬，好像说了很不得体的话，我就接着说：

“请原谅，刚才您仆人提到玩具的事，我正好听见，也就这么揣摩，无意间听到一句话不由得想当然了。”

他微微一笑，接着嗫嚅道：

“不，我都没有结婚，以前也只是说要准备结婚而已。”

我显出一副蓦地想起来的样子：

“啊!是的，我们认识的时候，您已经订婚了，我想，您未婚妻是德·芒达尔小姐吧。”

“是的，先生，您的记性好极了。”

我不顾不管地紧接着说：

“对，我还记得似乎听说德·芒达尔小姐后来嫁给了另一位先生，┦恰…”

他心平气和地说出了那名字：

“德·弗勒雷尔先生。”

“对，就是这名字!没错……我甚至还记得，当时谈这事还听人说过您受到什么伤害不伤害的。”

我直直地盯着他，他的脸涨红了。

因为长期充血，他那浮肿虚胖的脸本来就已经赤红了，这时更是满脸通红。

他一下神气激扬，急忙回答起来，仿佛在为什么案子辩护，虽然这案子事先注定要输，而且精神上思想上都已经输定，但是他要在舆论面前赢得胜利。

“把我的名字同德·弗勒雷尔夫人的名字放在一起说，先生，这就未免不妥了。我打完仗回来，双脚已经失去，真是伤心呐!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她成为我的妻子。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女人结婚，先生，可不是来炫耀自己襟度豁如，而是为了过日子，而是为了每日每时，每分每秒都能同某一男人生活在一起。倘若这男人像我一样是个残疾人，女人嫁给他就是自投苦海，至死方能解脱!噢!我理解，也敬佩牺牲和忠贞，但要有限度，我不能答应一个女人为了满足公众舆论的赞赏而舍弃她所希望得到的幸福生活，舍弃她的一切欢乐和追求。当我在房间中听到我的两只假肢和我的拐杖敲得地板笃笃直响，听到这活像磨碾机发出的咯噔声，我又气又恼，狠不得把我的仆人活活掐死。这样的痛苦连自己都忍受不了，却要一个女人容忍，您认为这样的事能做吗？另外，请不妨想想，我这双木头做的脚难道就这么漂亮？”

他停下没有再说下去。能对他说什么呢？我觉得他说的完全在理!对这女人，难道我能责怪她，蔑视她，甚至骂她伤天害理？当然不能。可反过来想呢？符合常规的结局，正常的结局，实事求是的结局以及可能的结局，这都不能满足我富有诗意的浪漫情趣。这致残的双腿可歌可泣，正呼唤一种壮烈的牺牲精神，然而我却无缘见识，不禁感到失望。

我蓦地问他：

“德·弗勒雷尔夫人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两个男孩，这些玩具就是给他们带的。她丈夫和她本人对我都很好。”

火车爬上圣日耳曼坡道，穿过几个隧道，接着进站停了下来。

我伸出手臂准备帮这位残疾军官下车，这时从已经打开的车门朝他伸来两只手。

“您好，亲爱的勒瓦利耶尔!”

“啊!您好，弗勒雷尔!”

妻子站在丈夫身后，笑吟吟，容光满面，依然一副柔情绰态，戴着手套的手正在挥动示意问好。一个小姑娘站在她身旁，高兴得又蹦又跳，两个男孩贪恋地望着鼓和枪从行李网架上取下递到他们父亲手中。

残疾人下车到了站台上，孩子们纷纷走去同他拥抱。接着他们上了路，小姑娘为了表示亲热，把小手搭在他一根拐杖的涂漆横档上，就像拉着这位大朋友的大拇指，紧挨着他一起走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