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起初愣住了，以后笑起来，但过了一阵，平静地一想，知道她由于兴奋，把订婚说做了结婚。新娘子又说：

“今天我们结婚了，我高兴极了。”她从新蓝制服口袋里掏出一本红封面的小册子，摊给大家看一看，“我把劳动手册带来了。今年我有两千工分了。”

“真不儿戏。”一个青皮后生子失声叫好。

“真是乖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后生子这样地说。他忘了自己真是个孩子。

“这才是真正的嫁妆。”老社长也不禁叹服。

“我不是来吃闲饭依靠人的，我是过来劳动的。我在社里一定要好好生产，和他比赛。”

“好呀，把邹家里比下去吧。”一个青皮后生子笑着拍手。

“我的话完了。”新娘子满脸通红，跑了下来。

“没有了吗？”有人还想听。

“说得太少了。”有人还嫌不过瘾。

“送亲娘子，请。”司仪姑娘说。

送亲娘子搂着三岁的孩子，站起来说：

“我没学习，不会讲话。”说完就坐下去了，脸也涨得鲜红。

“要新郎公讲讲，敢不敢比？”有人提议。

“新郎公呢？”

“没有影子了。”有人发现。

“跑了。”有人断定。

“跑了？为什么？”

“跑到哪里去了？”

“太不像话，这叫什么新郎公？”

“他一定是怕比赛。”

“快去找去，太不像话了，人家那边的送亲娘子还在这里。”社长说。

好几十个人点着火把，拧亮手电，分几路往山里、侠铩⑿∠边、水塘边，到处去寻找。社长领头，寻到山里的一路，看见储藏红薯的地窖露出了灯光。

“你在这里呀，你这个家伙……”一个后生子差点要骂他。

“你为什么开溜？怕比赛吗？”老社长问他。

邹麦秋提着一盏小方灯，从地窖里爬了出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抬抬眉毛，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与其坐冷板凳，听那些牛郎中空口说白话，不如趁空来看看我们社里的红薯种，看烂了没有？”

“你呀，算是一个好的保管员，可不是一位好的新郎公。不怕爱人多心吗？”社长的话，一半是夸奖，一半是责备。

把新郎送回去以后，我们先后告辞了。踏着山边斜月映出的树影，我们各自回家去了。同路来的姑娘们还没有动身。

飘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声。她们一定开始在听壁脚了，或者已经有了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