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现在还不能让我们回家吗？为什么还不准许我们在一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自从去年七月把我从养鸡队（我正在那里劳动），揪到这里关起来，打也打了，斗也斗了，审也审了。现在农场的两派不是已经联合起来了吗？据说要走上正轨了，为什么对我们还是这样没完没了?真让人不能理解!

实际我同C分别是从去年七月就开始了的。从那时起我就独自一人被关在这里。到十月间才把这变相的牢房扩大，新涌进来了一大批人，C也就住在我间壁的大“牛棚”里了。尽管不准我们见面，碰面了也不准说话，但我们总算住在一个屋顶之下，而且总还可以在偶然的场合见面。我们有时还可以隔着窗户望，何况在最近几个月内我还收到他非法投来的短短的书简。现在看来，我们这种苦苦地彼此依恋的生活，也只能成为供留恋的好景和回忆时的甜蜜了。我将一个人到××队去，到一个老虎队去，去接受“革命群众专政”的生涯了。他又将到何处去呢？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呢？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关切、安慰、点滴的光明，将要一刀两断了。只有痛苦，只有劳累，只有愤怒，只有相思，只有失望……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我决不能投降，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于一九五七年底被开除了党籍，十一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识，这样要求自己和对待一切的），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啊！

门呀然一声开了。C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像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无语相对，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他点了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悄然问他。

“还不知道。”他摇了摇头。

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张钞票，轻轻地而又慎重地放在我的手中。我知道这是他每月十五元生活费里的剩余，仅有的五元钱。但我也只得留下，我口袋里只剩一元多钱了。

他说：“你尽管用吧，不要吃得太省、太坏，不能让身体垮了。以后，以后我还要设法……”

我说我想回家取点衣服。

他黯然说道：“那间小屋别人住下了，那家，就别管它了。东西么，我去清理，把你需要的捡出来，给你送去。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每月给你写信。你还要什么，我会为你设法的。”

我咽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强忍住了。他最想说的话，我也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们的手，紧紧攥着；我们的眼睛，盯得牢牢的，谁也不能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我们原也没有团聚，可是又要别离了。这别离，这别离是生离呢，还是死别呢？这又有谁知道呢？

“砰”地一下，房门被一只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踢开了。一个年轻小伙瞪着眼看着屋里。

我问：“干什么？”

他道：“干什么！时间不早了，带上东西走吧!”

我明白这是××队派来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还是薛霸，反正得开步走，到草料场劳动去。

于是，C帮助我清理那床薄薄的被子，和抗战胜利时在张家口华北局发给的一床灰布褥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为了便于走路，C把它们分捆成两个小卷，让我一前一后地那么背着。

这时他迟疑了一会，才果断地说：“我走了。你注意身体。心境要平静，遇事不要激动。即使听到什么坏消息，如同……没有什么，总之，随时要做两种准备，特别是坏的准备。反正，不要怕，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担心你……”

我一下给他吓傻了，我明白他一定瞒着我什么。他现在不得不让我在思想上有点准备。唉，你究竟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瞒着我呢?

他见到我呆呆发直、含着眼泪的两眼，便又宽慰我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都是我想得太多，怕你一时为意外的事而激动不宁。总之，事情总会有结局的。我们要相信自己。事情不是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也许不需要很久，整个情况会有改变。我们得准备有一天要迎接光明。不要熬得过苦难，却经不住欢乐。”他想用乐观引出我的笑容，但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的心，已为这没有好兆头的别离压碎了。

他比我先离开屋子。等我把什么都收拾好，同那个“解差”离开这间小屋走到广场时，春风拂过我的身上。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他正在为锅炉房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

《十月》一九七九年第3期，署名丁玲。收入《丁玲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