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于政治、集体话语的文艺创作，往往会损害创作主体的内在动力和感性能力，无论这种服从是否出于自愿。这是我们纵观文学史可以发现的一个规律。作家要跳出这个怪圈，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勇气与韧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此期遭遇到的丧夫之痛与囹圄之难，胡也频的被害和自己的被捕入狱，于丁玲就是血与火的锻炼了，而最终更加坚定了丁玲自我选择和信念。

三

一九三六年，丁玲在鲁迅与中共的努力下获救出狱，离开上海，到达陕北，开始了一手拿笔、一手持枪的抗战生活。其间，丁玲结识陈明，并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与之结为夫妇。

在新环境中，丁玲迫切地想要将看到听到的一切以及每天变化着的生活诉诸笔端。于是，她的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向散文。因为散文较小说更为灵活真切，更易于捕捉正在急速变化的生活的某些苗头，小说则稍嫌缓慢了些。

丁玲的散文可谓独具一格。司马长风曾将她与郁达夫、徐志摩比较，说她“直吐胸臆的风格，有几分像徐志摩和郁达夫，但没有郁的委婉和徐的蕴藉，反之她更有男子气，长风破浪的豪放”。其实，丁玲散文中的精品是细腻与粗犷兼善的。就人物散文来说，丁玲非常敏于体察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她在准确把握人物总体特征的同时，又不回避人物的弱点，不掩饰自己的直感，她笔下的人物因此非常具有生活的质感，《彭德怀速写》、《风雨中忆肖红》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丁玲注重以真实的体验作为创作的基础。这种对真实的崇尚，使丁玲无法绕开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女性如何获得自由、尊重，如何破除性别歧视的问题。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小说、散文中提出这些问题，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追问“‘革命’和‘人的解放’的应有状态及其意义”。而且，只有在意义明确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对具体事务的做法及其评判提供可靠的根据，但这些问题往往因为人性的或者社会的痼疾而难以解决。当时，理解这些问题的价值的人并不多，丁玲也因此受到指摘。但作为一个正直而且卓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丁玲不会停止她的思考与焦虑。

抗战结束后，丁玲相继参加怀来、涿鹿等地的土改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丁玲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多次担任作协、文协的领导职务。繁忙的公务之余，丁玲仍然写出大量的散文、报告文学，其中不乏优秀作品问世，如《粮秣主任》、《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等。但是，正当她无比热忱地投入新中国文艺建设的时候，厄运降临了。一九五五年八月，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并将他们定位为“丁陈反党集团”。这一错案的甄别会还没开完，反右斗争就席卷而来，丁玲、陈明夫妇被错划为右派。等待着夫妇二人的，是艰苦的农场劳动，是阴暗低仄的牛棚，是“文革”青年的拳打脚踢，是长久的离别。一九七○年，丁玲与陈明一同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五年之后终于重获自由。

在遭受迫害的二十多年里，丁玲失去写作和发表作品的自由，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使她衰老了。然而，丁玲从未放弃她的真诚，她努力地劳动，努力宽容一切伤害过她的人们，她相信自己会等到拨开乌云见天日的那一天。一九七八年七月，丁玲的右派帽子终于摘下了。此后的七年中，丁玲以多病之身坚持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往昔就像陈年佳酿，从创作之杯中散发出浓郁芬芳，杯中倒映的，是丁玲历经磨难之后的超拔与清澈。《“牛棚”小品》、《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回忆性文章大都堪称这一时期的散文精品。

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丁玲告别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