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一九○四—一九八六）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一位女作家。她的文学成就是与她所经历的人生风雨相伴而来的。在丁玲的笔下，生命的传奇与体悟流荡出一篇又一篇艺术的珍品。

一

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她四岁丧父，七岁随寡母辗转就学，其间三年曾寄居于常德舅父家。三年的寄居生活，使幼小的丁玲备感孤独，从此在心中埋下敏感的种子。这对于人生，或许不算一件好事；但对艺术创造来说，却可称之为财富。然丁玲个性中不单有敏感纤细的一面，更含有坚强的成分，在这点上丁玲承继了她母亲的性格。丁母有“强韧的意志与实际行动的能力”，虽然她是旧官僚家庭出身。丁玲对母亲甚为钦佩，视她为“开辟时代的一位妇女典型”。在后来丁玲的创作中，母亲自强自立的精神得到持续的呈现，比如《过年》、《我母亲的生平》等。

自一九二一年始，丁玲开始独立的求学生活，她接触到当时政治和文艺方面最为激进的思想，并参加了一些政治集会和街头活动。但此时的丁玲并未成为一个革命者，她更愿意在真正懂得周围发生的一切之后，再作选择，并将自己整个地付出。此时的丁玲，只是在用感性的方式贴近革命，她的激情、叛逆、自主的气质也在这种贴近中逐渐明显。于是，文学之于丁玲，仿佛一层就要捅破的玻璃纸。一个作家的力量，将要在情感苦闷的蛰伏之后破茧而出了。其时，丁玲认识了胡也频，并于一九二五年与之结为夫妇。又两年，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发表了。同年冬，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脱稿。之后，丁玲陆续写成《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过年》等。

这些初期作品大都带有精神自传的性质。丁玲善于借助日记或书信体的第一人称，将自己的主观印象、情感投射到人物身上，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喜欢拘泥于对各个具体事实的细节进行描写”。这些作品大都以年轻女性为主人公，她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有敏锐的感受性，但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明确目的而烦闷。这些“‘ModernGirl’的姿态”，是初出文坛的丁玲最擅长表现的。与冰心等前辈女作家的创作相比，丁玲的进步在于：她笔下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而不只是精神恋爱的产物。更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不是从所谓在政治、社会中取得妇女解放、妇女权利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她本身也不一定充分意识到了她自己的这些问题，但具有和人的精神和感性最深奥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丁玲在不自觉中超越了自身的狭小天地，成为特定群体的代言人，这令她的作品受到年轻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二

然而，丁玲不可能在“莎菲”的世界中一直走下去，这既是丁玲叛逆的个性决定的，也受到当时整个文学气氛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的是一条自我否定、自我变革的道路，它与政治的变革交织在一起。丁玲的创作则为这条道路作了最生动的注解。

如果说丁玲初期创作的意义在于“自我实现”，那么，在选择普罗文学方向的左联时期，丁玲自觉地打破了“恋爱世界”的框框，开始向外看：看疾苦的民生，看中国的革命，看民族的未来。丁玲认识到，一个成熟的作者不但要有内省的深度，更要有包容万象的广度。丁玲在超越已有成就的同时，也在超越自我。当年瞿秋白对她的概括——“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可谓精当之至。新的作品伴随新的丁玲诞生了。

这一时期，丁玲的主要作品有《一九三○年春上海》、《田家冲》、《水》等小说，它们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丁玲创作“客观小说”的才能。然而，丁玲的转变过程无比艰辛，也渗透着无奈。正如她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有些人天生是革命家，有些人是飞跃的革命家，一下就从落后到前进了，有些人从不犯错误，这些幸运儿常常是被人羡慕着的。但我总还是愿意用两条腿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走到真真能有点用处，真真是没有自己，也真真有些获得，获得些知识与真理。”丁玲从来不屑于盲从，她的信仰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从而也经得起怀疑。在丁玲的观念里，对革命、对组织的忠诚，首先是对自己心灵的忠诚。丁玲对此是有所坚持的，不论在左联时期或是以后的创作中。正如夏志清所说，丁玲“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正是这一点，使丁玲的某些工农题材的作品至今仍独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