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大小活佛圆头连成的波浪海洋之上，一面黄色幡旗仿佛永远向下垂泻，幡旗上面编制各种如蛇形，如菱形的红色、白色的图案，就像一幅草率粗犷的油画，又像是原始世界人类和大自然第一次斗争的进军图。这面大旗在香火和酥油灯的烟雾中随着我的脚步而慢慢地向我靠拢，有一位老人在旗下端坐，他穿着一件绛红色的粗布长袈裟，手上拿着一串念珠和一本用布袋子包好的大书，这是一位喇嘛，虽然上了年纪，但又高又壮，剃得光秃秃的头顶显得十分圆溜，他的鼻子也大且轮廓突出，还有两扇很黑的鼻孔，脸剃得十分干净，有一片略略上翘的嘴唇和一个阔大而方正的下巴，牙齿紧闭，但双唇不住地翕动，发出微微的，又有抑扬顿挫的声音，这声音很严肃而有感染力，不仅我能听到，而且在大厅里的所有的活佛都能听到，念到一定的节奏，所有的活佛都像川剧里的吼帮一起帮膛共鸣。这是一张神圣而又平淡无奇的脸。这是一双和善但又不是一目了然的眼睛，总之，寺庙里完全是一幅流动着而且有巨大回音的油画。

当我们的专业摄影包装满几十个摄完的彩卷，当我顺利地返回中甸，并收拾行装即将离开迪庆时，似乎感到迪庆的神秘帐幕还未全部揭开，我们这类浮光掠影的不速之客永远也不可能体验透彻迪庆的魅力。不过，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他在1933年曾因出版一本畅销书《失去的地平线》而名声大噪。书中描述了一名驻印度的外交官和三位朋友乘坐飞机因故迫降在一个雪山环绕的神秘峡谷群中的村镇，这是一片与世无争的和平、宁静并永恒不衰的净土，他们因祸得福，在这块圣土上每走一步都是对人类生活和对地球认识的愉快发现，小说把这块美丽的土地典型化为“香格里拉”。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香格里拉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多少，但探险家们又渴望着认识文化发展的历史，认识地球及人类环境的过程，“香格里拉”虽然是小说中描绘的典型环境，但是，一切处于自觉状态的学者，读者，探险者，在受小说形象描写的感应同时，也坚信“香格里拉”绝非如英国十九世纪另一位伟大作家威廉·莫里斯所凭空捏造出的“乌有乡”，而一定是有真实的原型环境，因为在小说中有雪山环绕四周，有雪峰连绵不断，有雪峰下的原始森林，森林中的人间最珍稀的108种如羚羊、虫草之类的珍希动植物。雪山为城，江河为池，雪中间是广阔无垠的草原，草原被江河分割成八块，象征着八瓣莲花，在这里，人们有自己的宗教和辉煌的寺庙，没有战争，没有罪恶，互亲互爱，生命和灵魂都可以达到永恒。小说中的生活环境完美地保存了自然界和人文界的原始风景，几个外来人能够轻易地感受到人类原始的美好精神和渊远流长的影响以及源自土地雪山美好灵魂的再现和希冀。

《失去的地平线》出版的时代，恰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的经济萧条，战乱不息，人们一方面渴望有一种和平宁静的环境，另一方面，谁也没有条件和精力沿着这条地平线去寻找，印证小说中描绘的天堂，半个世纪以来，无数的人文学家、探险家先后在印度、尼泊尔、西藏、新疆一带寻找这个美丽的环境，但都与书中的描写相悖，另外，还有种种其他的假说，但没有谁能亲临此地验证，中甸这块需要金钥匙才能打开的珍贵地壳，它仍然在沉沉梦乡中。

二战以后，和平的时间在行进，香格里拉仍然是香格里拉，迪庆也仍然是迪庆，希尔顿的足迹被暴风雪掩盖了半个世纪以后，在人们的心目中，香格里拉终于由小说中的典型环境变成了一种不可知的地理境界，一种可以体验到的丰富意味。60年代有的西方人朦胧地认识到香格里拉和中甸相似，到了90年代，这种聚焦点更为集中和科学了。无数的专家、学者蜂拥而来，克服种种困难，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中甸，进入了迪庆，去接受和被接受，去验证和被验证，香格里拉再也不仅仅是美妙文字的组合，更不是一般商店餐馆猎奇而用的招牌，他已经被明确验证，“香格里拉”就是中甸藏语“心中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