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真正的士兵去参战并战死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性情和心灵状态，在戈登将军的生与死中能够见得最为分明。戈登将军的生与死是现代武士道最真实的典范。我说过武士道是一种教化人使其能够达到完美境界的精神、性情和心灵状态的风纪训练，在此我补充一点，一个真正的士兵活着的时候的生活，便是一种受约束的、特别是对他自己来说是一种受约束的风纪训练。而他在一场必要的战争中死去，则是为了他的国家和世界的一种风纪修炼。戈登将军在喀士穆面对死亡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性情和心灵状态，正如他在临终日记中所显露的，已接近于这个世上人类精神与性情训练所能达到的风纪至境，即歌德称之为圣哀之极的殉难风纪。卡莱尔说：“你能像古希腊人泽罗教导的那样，不惧苦难踏上人间大地，那还是微不足道的，当你受尽了它给你的苦难，甚至正是因为遭受了它的苦难，你还能够爱它，那才是至上之境。为此，需要一个比泽罗更加伟大的天使降临世间，现在，这样的伟大天使已被派来。”

我在上文中已经努力说明的那种道德，是一种作为道德教育和宗教教化的目标，不是这种、那种或任何其他特定品德的训练。道德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和造就某种性情、精神和心灵的状态。正如所有伟大的宗教体系一样，基督教的本质和力量，并不存在于任何特定的教条乃至金科玉律之中，也不存在于后来人们归纳成体系并名之为基督教的理论汇编、宗教戒律之中。基督教的本质与力量，存在于基督为之生为之死的那种完美的性情、精神和灵魂状态之中。在孟子时代的中国，有两个著名的贤人伯夷和叔齐，他们生活在乱世，处在以文明为借口而起的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环境，为了维护自己的节操，他们拒绝同流合污，宁愿饿死在荒凉的山脚之下。孟子在谈起这两个贤人时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我曾说过，道德教育的目标，不是这种、那种或其他任何特定品德的实践，而是促进和造就某种性情、精神和心灵的状态。然而促进和造就完美性情、精神和心灵状态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将其置于世上那些伟大的创教者那样的宗教天才的影响之下，学习和理解他的生活、行为与诫条，乃至他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即他的性情，精神和心灵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道”——他的生存或生活方式。因此，我斗胆地指出，那种道德教育的目标，存在于《新约》里面的这样一句话中：“向我学习，因为我性情温和、内心谦恭，这样你就能发现灵魂的安宁。”或者像《论语》中所说的那句“夫子温、良、恭、俭、让”。当这样的句子被学者们恰当的理解和领会时，它对于其道德品格、性情、精神和灵魂状态的培养，将远远胜过东京和柏林最有造诣、最为博学的教授能够制定和希望制定的那套关于公德与私德之最精确刻板、整齐方正的规则。马太·阿诺德说：“想象那些以正确科学化的语言、或排除了旧式错误的新式花言巧语来表述的行为与道德劝诫准则，能够收到同我们已经长期习惯、情感与喜好已为之系统的旧式准则和劝诫所能收到的同样效果，那是一种错误。可迂腐的学究却总是这样想象。这类错误已是司空见惯。它只是表明我们之中还有多少人身上充满着迂腐之气。关于道德准则的正确科学化的表述，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来说，丝毫也没有取得过成效。指望一种新式的花言巧语的表述，能够像基督教（或中国的圣书）那旧式熟悉的表述那样吸引人心和激发想象，能拥有那些表述所具有的效果，除非当这种表述出自一个宗教天才之口，能够等同于旧式的表述时方才可能。可以断言，以一种新式的花言巧语的表述来传达必要的东西是做不到的。奥古斯特·科母德极端的迂腐，正体现在他自以为能做到这一点的虚浮的想象之中。他的弟子们的迂腐，则取决于他们对其师虚浮想象的承袭程度。”

原著为德文本。德国莱比锡“新思想出版社19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