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章句下》）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0）这里是取鲁国编年史《春秋》记事的年限。不过止年应是公元前481年，不是前480年。正如现在的欧洲，是一个混乱而又经常发生战争的时期。当时中国封建统治的体系已完全崩溃，从而产生了带有新思想的新的社会秩序，即民主的社会秩序，正如我们在今日中国所看到的。不幸的是，人们并没有理解这种关于在良好基础之上建立此种新式社会的思想。随着对严格的封建习惯的依附与敬畏、即对王权统治敬畏的结束，封建主义基本的和必要的国体之基础、即对当权者的敬畏业已烟消云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

孔夫子临死之前写了一本书，名曰《春秋》（人们可以将此与伽利略最后时日写的小册子相比较)。他在这本书中写到，随着对王权思想和对当权者的敬畏之思想的动摇，春秋战国时期所有无政府状态及不愿结束当时战争的原因，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对此孟子曾有论述。

我们看到，今日欧洲存在着与2500年前中国相同的情况。封建社会的体系在欧洲业已分崩离析。一个带有新思维的社会新秩序，即一个新的民主社会秩序在兴起。然而民主指的是什么？对于欧美的许多国家——我不无遗憾地说，包括从这些国家输入了“新学”之后的中国——民主仅意味着没有王权。美国人说：“民治、民有、民享。”爱德华·格雷先生前些时候谈到今日之战争时说，英国政府准备让民众表决。按照法律的规定，身居国家最高层、应对良治及国家福利负责的国王、皇帝或总统根本没有担当起对本民族应走之路的指导，而是盲目地顺从民众的意志，即所谓的民意。另一方面，人民不只是对自己应怎样被统治而表决，而且必要时还要指出，什么是正义之战，何为非正义之师，国家什么时候或应该对谁开战。如果我们把有无良治的问题放在一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大多数，能否正确地判断何为正义之战，何为非正义之师？正义之战应是为公理为正义或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为文明而战——可什么是真的和假的文明？什么是真正的人类文明，一个民族的大多数知道多少，或者从根本上讲，他们知道什么？大英帝国财政大臣鉴于目前的战争，最近向英国人民讲述了家兔和刺猬的故事。人们尤其大英帝国的大多数臣民，无疑知道家兔和刺猬的区别。可对于文明，真正的文明呢？当人们谈起文明时，他们应当知道，文明并不仅仅是个伟大的字眼，而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是一个充满异乎寻常意义的课题。

对此，人们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即尽管民众、一个民族的大多数对文明所知不多，但他们可以找出并选举真正能理解文明并告诉他们文明是什么的人。那么这又重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民族的大多数能够真正发现并选举那些确实理解并能向他们说明文明是什么的正确人选吗？培根说过：“荣誉是美德的反映。这就像一个玻璃杯或任何一个反光体一样。如果它来自庸众，则是错误的和毫无价值的，而且虚荣多于美的品性。因为庸众对于许多高尚的品格一无所知。最低的品德就能赢得他们的赞誉，中等的品德引起他们内心的震惊。至于最高尚的美德，他们既不明其奥妙，更无可望其项背。只会说：‘他们最趋近如日月之光的美德。’”如果培根在这里说的是真的，如果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想理解什么是文明，他们应选择那些对文明略知一二的人。可现在看来，人们确实没有选举那些对文明真能略知一二的伟人！而是选举那些合适的人，那些美德昭日月、巧舌如簧、擅长向人民发表诸如家兔和刺猬之别的演讲人。

对此人们也许会说，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是可以选择正确的人选并能说出什么是文明的。可我觉得，如果人们坚信一个民族的大多数可以选择正确的人物，这种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存在了。《新约》中说：“许多人员有资格，可中选者甚少。”柏拉图及古希腊智者都说：“大多数永远是不好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皇帝，当他们谈及自己时不是用“我”或“我们”，而是说“寡人”、“孤家”。所以在所有的国度，在所有的时候，对于某个不仅仅希望知道什么是黄油什么是面包，什么是个人利益，而是希望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荣誉和文明的人已不复存在，处于少数，他们也不担心，如果可能的话，只有一个。事实上中国人称有勇气敢于做少数或只有自己即“慎独”的人为士，从字面上讲为“严肃的人”，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他们也可以自称为“寡人”即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