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下，中国民众即便连一般道德水平也保持不了的另一个原因。而失去了民众的一般道德，又怎能进行统治，更谈不上文明了。

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目前局势而没有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过仅为了一时，推迟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给了未来。的确，如果我上述所言不差，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比人类流血还要更坏万万——他不仅毁弃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大清王朝不仅是中国权威尊崇的象征和旗帜，而且是中国政教和中国文明目标的象征与旗帜。这面旗帜交托给了袁世凯。但他却像一个懦夫和卖国贼一样，借口挽救这面旗帜的布料，不得不将大清抛弃。然而，经管这面旗帜的官员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救出这面旗帜的布料、那花费了许多金钱的物质的东西，他的责任在于捍卫那为之战斗的目标——那无价的道德利益，而旗帜的布料只不过是其表征罢了。像袁世凯这般行事的官员，每个有廉耻感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懦夫和叛徒。

我的许多外国朋友笑话我，认为我对满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于它的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目标的忠诚。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试图告诉人们的，就是我们为了这一目┍辍—中国文明、中国政教、那种名誉和责任宗教的目标，来反对现代欧洲文明，那种利欲宗教而孤注一掷的战斗故事。这个故事的寓意，现在能见到的真理，包含在这样一句话中：“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财神。”张之洞告诉我们并教导文人学士：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调和。现在这种局面，就是我们调和的结果。辜鸿铭先生在此书第1版第42页中写道：“纽曼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国国教会内牛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初系英国国教会信徒，抨击天主教。1833年与凯布勒发起牛津运动，呼吁恢复英国国教会的早期传统；提倡恢复严谨的纪律，持守正统教义，维持圣事和教会礼仪等。后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撤回对天主教的抨击并加入了天主教。引起英国国教内的极大震动。1864年发表名著《为自己的一生辩护》(即通常所谓“辩护书”)。1878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选为红衣主教。博士和张之洞所采用的调和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导致了耶稣会教义，在政治上则导致了称之为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sm)：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指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理论旨意。的东西。”“在中国，张之洞向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所传授的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当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如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

正是张之洞所传授的这种耶稣会教义的作用，使得整个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在革命者和袁世凯面前，其忠诚与抵抗能力土崩瓦解，令人费思。事实上，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使得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在袁世凯屈从于群氓、逼迫皇帝宣布退位并成为民国总统后，欺骗他们说他仍然忠于皇上时，文人学士们竟然信以为真。最后，也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的阴险狡诈精神——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精神——甚至使得那些有教养的外国人，对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连盗贼也不如的事实视而不见。

爱默生在《英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谈到英国人实事求是，憎恶两面讨好、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的机会主义者时说到，“牛津那些激进的暴民追随在托利党人埃尔登（Eldon）勋爵之后，大声叫喊着：‘老埃尔登在，为他喝彩：他从不叛卖!’”接着，他又提到英国人给予路易·拿破仑的荣誉并对此加以注解，说道：“我相信，当伦敦的贵族和平民在这个成功的小偷面前，像一个那不勒斯下等人那样卑躬屈膝的时候，我有幸结识的英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以此为然。然而，尽管这种行为令人作呕，作为国家，怎样才能采取一系列必要而有机的措施来加以抵制呢?政府总是太晚才知道，任用不诚实的代理人，对于国家就如同对于个人一样有害。”

如果像我所说，中国革命以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而告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那么，我以为，若是外国列强找不到抵制袁世凯及其民国的办法，迈出承认它的令人作呕的一步，那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它不仅危害中国，而且危及全世界。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西班牙贵族，当他受命接纳一个身居高位的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时，说道：“我完全服从命令，然后便焚毁自己的家园。”如果外国列强承认袁世凯，那么，中国人就将同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暂时接受他；但随后必定焚毁自己的家园，在焚毁自己家园的同时，也将纵火全世界。

在结尾，让我再一次强调中国共和主义意味着无神论的事实。当罗伯斯庇尔在法国革命期间公开宣布无神论，并制定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的法令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渴望见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黄金时代的到来。然而，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到来的不是黄金时代，而是动摇欧洲王权的“恐怖统治”。现在在中国，袁世凯的喉舌不仅无耻地宣称共和政体是最好的统治形式，而且实际上宣称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等于是无神论的代词。所有欧美人都希望看到一个改良、进步和繁荣的新中国，但在我看来，袁世凯及其共和国在中国的直接后果，甚至于比法国的“恐怖统治”还要可怕——它必将迫使欧美民族非常严肃地反省他们对待中国及其文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