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的生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董兆乾和张青松作为凯西站的一员，每人分配了一间舒适的住房。床铺固定在墙壁中部，下面有存放物品的四个大抽屉，旁边是一张写字台。床铺对面墙上是一排衣帽钩，按照南极生活的要求，衣服鞋帽必须井井有条地放在固定的位置：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穿好御寒的衣┓——在南极，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甚至生命危险。要知道，室外的气温经常是零下，何况还有凶猛无常的暴风雪。“不穿好衣服不准走出室外!”这是科学站的纪律。

在我们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南极人却是认真对待，一丝不苟的。在南极是不允许乱扔垃圾的，凯西站有堆放垃圾的固定地点，对这些会造成环境污染，影响某些环境要素的废物，定期加以处理。

也许人们对南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一天的日程有着浓厚的兴趣。这里有一张凯西站的作息时间表：

早晨八点是早餐时间，八点半各就各位，开始工作。科学站是没有一个多余的人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十点钟，是吃午点的时间，人们可以到食堂随便吃一点点心，接着又继续工作。中午十二时吃午餐。这里没有午睡的习惯，一点接着工作，一直到下午六点，在这中间，四点半，照例也有一顿吃点心的时间。当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纷纷离开自己的岗位——实验室、办公室、车间的机器旁以及风雪的冰原上——聚集在俱乐部明亮的“大厅”里。这时俱乐部为大家预备了世界各地的名酒，人们一边饮酒，一边谈天。这就是一天最愉快的“饮酒时间”——从六点到六点十五分。接着就是丰盛的晚餐。晚上的时间是自由支配的，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爱好自由选择。健身房备有哑铃、乒乓球、拉力器和其他运动器械，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对渴求知识的人来说富有魅力。当然俱乐部还是最热闹的地方，人们三五成群，谈笑风生。也有的在台球桌旁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凯西站每年要从国内携带一百五十余部最新的电影拷贝和二百部电视录像磁带，这样，俱乐部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电视和电影。

五、难忘的三十四天

董兆乾和张青松在凯西站生活了三十四天。这三十四个战斗的日日夜夜，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永世难忘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双重的，它既有南极大陆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也有澳大利亚朋友令人感动的深情厚谊。

一月十五日一大早，凯西站站长迈宁先生就亲自陪同董兆乾和张青松参观凯西站的设施。在春意盎然的温室里，他们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生长在极地的葱绿的黄瓜和水灵灵的蔬菜；在植物富饶区，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这个惟一没有树木的大陆上，见到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顽强生长的南极植物，其中有适应性极强的地衣，长在石头上和冰雪融化的水洼中的陆地藻类，还有茂密的苔藓，它们大多只能生长在冰雪融化的海边和潮湿的岩石缝隙里。当中国科学家提出，他们希望了解南极地区建筑物的特点时，迈宁先生马上把建筑部主任找来，领他们参观正在施工的扩建土地。他们发现建筑物的墙板是双层的，两层钢板中间填充了一层厚厚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据说这样可以收到隔热保温的良好效果。这里采用的是悬空式建筑，澳大利亚朋友告诉董兆乾和张青松：由于地板下面是空的，距离地面两米左右，这样大风卷起的积雪就会从下面自动刮跑，而不会把房屋埋没起来。

澳大利亚科学家为中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关生物、冰川、大气物理、南极光、地磁、电离层物理、气象、高空气象、海洋、无线电通讯……一句话，凡是凯西站研究的项目，无一例外地为中国科学家敞开了实验室的大门。经过不懈努力，他们还钓了十四条南大洋底栖的鲤科鱼类带回祖国。

真诚的友谊，无私的帮助，更增强了中国科学家的责任感。在凯西站的日子里，董兆乾、张青松为了积累南极的资料，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实地考察机会。二月九日中午，狂风大作，漫天皆白，一场罕见的暴风雪突然袭击了凯西站。董兆乾和张青松睡在床上，只觉得床铺和整个房屋都在颤抖。大风一连刮了三天三夜，室外工作全部停止。他俩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一次观察南极暴风雪的好机会。在飓风的影响下，海洋上会起什么变化，海浪的形态是怎样的，这些可贵的资料只有实地观察才能取得。想到这里，他们决定进行一次实地观测。

但是澳大利亚朋友拦住了他们，一向和颜悦色的诺尔斯·克里博士严厉地说：“不行，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位澳大利亚南极局副局长列举了许多暴风雪中发生的惨剧，劝阻中国科学家打消这个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