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我在纳布卢斯碰到的A.N.对我说：“我当然恨你们。也许开始时我并不恨，只是害怕。后来，我开始仇恨。”三十岁的A.N.是巴拉塔难民营的居民。当被发现犯有参加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战线罪之后，他蹲了十年大牢(在阿什克隆和纳福哈监狱)。(“我确实没参加行动。他们只是教我怎样射击。”)“坐牢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在那里教我知道了我是谁。现在我有了自己的观点。别相信对你们说巴勒斯坦人并不真恨你们的那些人。你们要理解：普通巴勒斯坦老百姓并不是法西斯，不是那种仇恨他人的人，但是你们以及你们所统治下的生活迫使他们去仇恨。就拿我来说吧。你们夺走了我十年的生命。你们在一九六八年把我父亲驱逐了。他什么也没有干。甚至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者也不是。也许甚至还是个反对派。你们想把对事情持有见解的人统统撵走。所以我们在这里完全没有了领袖。甚至对你们来说微不足道的领袖也没有了。我母亲呢，六年啦，你们都不让她去看望我父亲。还有我，出狱后，你们不让我盖房子，不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去游览约旦，什么也不让干。你们不断地重复：看看我们给你们带来如此的进步。你们忘了二十年间一切都进步了。整个世界大踏步前进。不错，你们对我们有些帮助，但你们不愿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不错，我们有了一点点进步，但是看看你们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进步有多么多。我们远远落在了后面，要是你们调查一下，大概会发现，相对说来，我们甚至比一九六七年还要贫困。”(生活水平可由人均消费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我随《约旦河西岸数据报告》的作者麦罗安·本温尼斯特博士一起调查了详情。按照他的研究，约旦河西岸人均消费估计相当于以色列的百分之三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后来，”这个巴拉塔的小伙子接着说，他表情拘谨，却流露出冷静无声的愠怒，“后来你们来了，说在约旦人的管辖下不好。也许是这么回事。但是约旦人拿走的只是我们的民族身份，而你们什么全拿。民族身份，以及我们这些害怕你们、依靠你们维持生计的每个个人的身份，你们什么全拿。你们把我们变成了行尸走肉。而我呢，我还剩下什么？只剩下对你们的恨和政治思想。你们带来的另一个弊端是，这里的每个人，甚至最普通的农民，都被你们变成了政治家。”

在德黑沙，我和三个妇女一起喝茶。听女人讲述那些最尖锐的事情。男人比较害怕蹲监牢，害怕威胁恫吓。是女人在示威中一马当先，是女人呼唤呐喊，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大声道出满腹的苦楚。皮肤黝黑、五官轮廓分明的女人，受苦遭罪的女人啊。哈迪加七十五岁，思维敏锐，瘦长的身子很健康。“安拉，伊克哈里克，”我对她说愿神与你同在，她自嘲地、咧开空空的牙床微微一笑，说道：“去他那里又是什么样子呢？”她向我解释说，人就像一根麦秸，一变黄就弯曲了。

她在这套标准的难民住房中住了有四十年。房子由联合国福利救济署建造，墙壁和屋门上依旧能够发现联合国的标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均由联合国福利救济署任命的一位负责人掌管。他在福利救济署与居民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他本人以前是难民，住在难民营当中。他有权分配食品，分配福利款项，授予在难民营的居住权，推荐学生进大学读书。

这套房子有两个小房间，没有自来水。通常停电。今天外面下着雨，房间里几乎是一片漆黑。哈迪加和姐姐坐在一个草垫子上，检查难民营中的医生给姐姐开的药。姐姐患有气喘病。工作在难民营中的教师和医生一般来自外面，来自附近的城市。清洁、卫生、建筑这些极其简单的工作全由巴勒斯坦人承担。我现在所呆的这套房子里住有五个人。我们喝茶的这间房子里有个柜，柜上放着一只小箱子。箱子半开着。好像在等着让人搬走。几把木椅做工粗糙，架子上放着蔬菜。一个年轻的女人，神色有些紧张，拿来橘子和一把水果刀。在这儿的每所房子里所看到的另一件家具是家庭主妇用的嫁妆箱子，由南欧紫荆的柔软树干做成。女人在这里保存着自己的嫁妆、床单、结婚礼服，大概还有孩提时代的奢侈品，玩具，漂亮手绢——毕竟，她结婚时不过是个小姑娘。

“要是今天有人给你一德南德南是土耳其统治时期一些国家的土地丈量单位，一德南合四分之一英亩。土地，那地方挺不错的，光线很好，是在野外，你愿不愿意？”

“那是，那是，”她笑了，“当然愿意，但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