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例子都还是简单分明的，男人始终被看做是男人，女人写作时也仍然是女人。他们直接地、正常地发挥着本性别的影响。然而有一类人则一向游离于此类瓜葛之外。弥尔顿是他们的首领，和他一道的还有兰多瓦·萨·兰多(1775—1864)，英国诗人兼散文作家。、萨福、托马斯·布朗爵士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本业为医生，著有《医生的宗教》等。、马韦尔安德鲁·马韦尔(1621—1668)，英国诗人。等。不论他们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反女权者，是热情还是冷漠，也不论他们的私生活中有怎样的浪漫情史或冒险经历，这些丝毫都不会和他们的作品沾上边。他们的作品是纯粹的，未被沾染的，像人们所说的天使那样无性别可言。但是千万不可因此将这些人和另一类有同样特点的作家混淆起来。请问，爱默生、马修·阿诺德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哈丽特·马蒂诺、罗斯金罗斯金(1819—1890)，英国作家、批评家。以及玛丽亚·艾孜沃斯玛丽亚·艾孜沃斯(1768—1849)，著名女作家，其父为爱尔兰地主。她小说中最著名的是描写爱尔兰地主的《剥削世家》(1800)。的作品属于哪个性别？在这里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当他们写作时，他们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们诉之于灵魂中那一大片无性别的界域；他们不引发激情；他们给人教诲，助人提高、改进，不论男女都可从他们的文字中得益，而不必让愚蠢的情爱或同志的热狂冲昏头脑。

然后，我们不可避免来到深闺，当我们走近幕帷、瞥见女人的清影并听到荡漾的笑声和片断的话语时，不由得微微发抖。妇女之间的关系仍部分地掩盖在暧昧之中。一百年以前事情是明了的，她们是行星，只有在男人的阳光下才能闪亮；没有了男人，她们就消损为非物，彼此轻蔑，掐斗，嫉妒——男人们如是说。不过，必须承认，现在的情况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爱与憎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而且你不再敢肯定妇女读别的女人写的书时心中荡起的一准是嫉妒。更可能的是，艾米莉·勃朗特唤起她青春的热忱，她甚至忐忑不安地喜爱夏洛蒂，对安此句中提到的是勃朗特三姐妹。则抱着宁谧的姊妹情谊。盖斯凯尔夫人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英国女作家，代表作为《玛丽·巴顿》、《北与南》等。对女性读者有一种母性的影响力，她聪颖、机智，心胸开阔，读者热爱她有如崇拜最可敬的母亲；而乔治·艾略特却是个姑妈，一个无与伦比的姑妈。如果这样对待她，她就会扔开赫伯特·斯宾塞赫·斯宾塞(1820—1903)，英国思想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加她的男人装备，沉溺于回忆之中，滔滔地倾诉——无疑带一点乡村口音——她年轻时的切身经验，以及她那伟大的、深刻的心灵。对简·奥斯丁我们不能不倾心；但她却不需要我们钟情，她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的爱不过是副产品，是无关痛痒之事；不论有没有这一重爱的云雾，她的月亮都将一样地清辉照耀。至于说那些外国人，有人说没法爱他们；如果并非如此，我们一定会属意德·塞维尼夫人塞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散文作家。

不过，和整部文学史中某一个或至多两个英名所唤起的伟大的挚爱相比，所有这些私心偏好，所有为了和他人更契合而做的这些思想上的调节和尝试都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有如一夏的调情无法和终生不渝的爱情相提并论。莎士比亚我们就不必说了。原野上篱笆上的轻捷的小鸟、蜥蜴、地鼠和山鼠并不为了感谢太阳带来的温暖而停止跳跃和嬉戏；我们也不必因来源于莎翁的文学辉光而感激他。不过还有一些别的比较隐蔽、比较边缘、比较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名字。有一位诗人，他对女人的爱布满荆棘；他忽而狂呼忽而诅咒，忽而凶猛忽而温存；忽而热情洋溢忽而口出秽言。正是他晦涩的思想中有些东西使我们迷恋不舍，他怒火灼人，却也能使人受到感染激发。在他的浓密的荆棘丛中可窥到最高的天堂之境，可窥到狂喜以及纯粹的、没有一丝风息的宁静。不论是他年轻时用细长的中国式眼睛凝视那既使他动心、又令他厌恶的世界，还是他面颊塌陷、颧骨突立，裹在包尸布里，受尽苦痛，最后死在圣保尔教堂，我们都不能不爱约翰·多恩。同他相连的还有一位截然不同的人——高大，跛足，思想单纯；他草草炮制了无数的小说，但其中没有一句话粗暴、隐晦或不合体统。他是一位热爱哥特式建筑的有田产的绅士，如果他活到今天，必定会支持他的国家里的所有最可恨的制度和机构，但却仍然不失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凡是读过瓦尔特·司各特的传记、日记和小说的女人，没有哪一个不神魂颠倒地爱上他。

(黄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