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拿过去若干个五十年和这个五十年来比，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拿我们这五十年和别人家的这五十年来比，我们可是惭愧无地。试看这五十年的美国何如，这五十年的日本何如，这五十年的德国何如，这五十年的俄国何如。他们政治上虽然成败不同苦乐不等，至于学问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国，又哪一个不是往前飞跑？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

四

“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这句话，几几乎万口同声都是这样说，连我也很难得反对。虽然，从骨子里看来，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

原来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什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我敢说：自从满洲退位以后，若再有别个民族想抄袭五胡、元魏、辽、金、元、清那套旧文章再来“入主中国”，那可是海枯石烂不会出来的事。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种事实，你别要看轻他了，别要说他只有空名并无实际。古语说得好：“名者实之宾。”凡事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个“正名定分”，那么，第二步的“循名责实”自然会跟着来。总之，在最近三十年间我们国民所做的事业。第一件，是将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第二件，是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而且这两宗事业，并非无意识的偶然凑会。的确是由人民一种根本觉悟，经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就这一点看来，真配得上“进化”这两个字了。

民国成立这十年来，政治现象诚然令人怄气。但我以为不必失望。因为这是从两个特别原因造成，然而这些原因都快要消灭了。第一件：革命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旧时代的游魂。旧时代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他那游魂，也算得“取精用宏”，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如今他的时运，也过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灭。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不是委心任命的话，其实事理应该如此。)第二件：社会上的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疲筋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做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后起的人，一时接不上气来。所以中间这一段，倒变成了黯然无色。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像是已经喘过一口气，重新觉悟，重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要而言之，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

五

此外，社会上各种进化状况，实在不少，可惜我学力太薄，加以时日仓卒，不能多举了。好在还有各位专门名家的论著，可以发挥光大。我姑且把我个人的“随感”胡乱写出来，并且表示我愿意和我们老同年“申老先生”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