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想到我在学着生存时，我也在学着死亡。

《大西洋抄本》，对折纸252 r－a.

1519年4月23日，复活节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国王的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在克洛斯—卢塞当着皇家公证人纪尧姆·博里亚恩及七位目击人（弗朗切斯科·梅尔兹、巴蒂斯塔·德·维拉尼斯，两位法国牧师和三名圣芳济会修士）的面起草了遗嘱。很惹人注意的是，人们在名单上没有看到萨莱的名字。萨莱离开安布瓦斯得到了其它文件的确认，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萨莱3月5日和5月16日时呆在巴黎。这两次，萨莱都和米兰公爵马西米利亚诺·斯福尔扎的代理人，一个叫做乔瓦尼·巴蒂斯塔·孔法洛涅里的人见过面。其中第二次见面时，萨莱收到了100斯库多的酬报，乔瓦尼说这是代表公爵付给他的，乔瓦尼还许诺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要再付给萨莱500斯库多。那么萨莱提供了什么服务作为回报呢？一种可能是萨莱得到金钱，负责提供他因接近在安布瓦斯的弗朗西斯国王搜集来的政治信息——这是对他和列奥纳多持久但又经常摇摆不定的关系的最后存在争议的曲解。

在遗嘱中，列奥纳多对于他在安布瓦斯的圣佛罗伦萨教堂的葬礼如何安排做出了指示：遗嘱谈到了伴随尸体“从提到的地方到所说的教堂”的队伍，谈到了他记忆中要做三次大弥撒和三十次小弥撒，谈到了要把40磅粗蜡烛的蜡放在举行弥撒的教堂里；谈到了对于葬礼本身来说，要“有六十个穷人托着六十根烛管，要付钱给这六十个人”。

遗嘱内容如下：

给米兰的绅士弗朗切斯科·达·梅尔佐先生：立下遗嘱之人现在拥有的所有图书；与列奥纳多的艺术和他作为作家的职业有关的全部文件和肖像画……他剩余的补助金；直到他去世最后一刻之前拥有的所有钱财；他现在在所说的克卢克斯拥有的所有衣服。

给仆人巴蒂斯塔·德·维拉尼斯：米兰城外花园的一半……虔诚怀念的国王路易十一赐给的所提到的达·芬奇的水道，即迪桑托—克里斯托福罗水段的权利；在所说的克卢克斯地方所有的家具和器皿。

给仆人萨莱：这同一座花园的另外一半，萨莱在这花园中建造了一座房子，因此这房子依旧归萨莱所有。

给女仆马图里娜：一件毛皮做里子、质量上等的黑色斗篷，一块长布和2达克特的酬报。

给自己现住在佛罗伦萨的弟兄们：自己存在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银行中的400斯库多，以及到现在为止产生的所有利息和收益。

这种分配让人感觉不错：把自己的著作和绘画这无与伦比的思想遗产留给了梅尔兹；把财产留给了巴蒂斯塔；把皮大衣留给了玛德丽娜；把现金留给了自己的弟兄们。

佛罗伦萨人把这称作“进入了伟大的海洋”。列奥纳多在虔诚的听之任之的平静中，在哲学层面上开始了最后的旅行吗？列奥纳多的作品却没暗示出这一点：

哦,睡眠，睡眠是什么呢？睡眠类似死亡。哦,那么你为何不创造一些作品，在你去世之后这些作品使你依旧活着，而不是你活着时这些作品使你睡着了，使你显得如同死人一样……

除了最终的伤害死亡之外，每一次伤害都会在记忆中留下不快。死亡将会消灭记忆还有生命……

灵魂渴望和躯体呆在一起，因为没有了躯体的器官，灵魂将什么也不能做，感知不到任何东西。

睡眠，遗忘，感觉不到任何东西：这就是与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科学家持有的亚里士多德唯物主义观点协调一致的意象。在复活和即将开始的生命中，我们什么也没听到。列奥纳多写到灵魂的神圣性时，人们仍然认为为了“自由自在”，灵魂“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物质世界，还有躯体之内：“不管灵魂是什么，它都是神圣的事物，因此让它留在自己的居住场所之内，在那里自由自在……因为它颇不情愿地离开躯体，的确我认为灵魂的悲伤和痛苦不是没有缘由的。”这出自1510年的一张解剖对折纸，列奥纳多在对折纸上兴高采烈地称解剖是“矿井的劳作”，在其可以辨认出“自然神奇的作品”。 肉体的生命是灵魂的栖息地，死亡是灵魂的放逐。灵魂“颇不情愿地离开”，似乎没有朝着高空中的家园前进。

瓦萨里为列奥纳多忏悔构想了一个灵床，这听起来一点也不可信：“感觉到他离死亡近了。他急于了解有关天主教信仰、善行和神圣天主宗教的教义。在痛苦中，他进行忏悔。不过他无法站立起来，在朋友和仆人.的帮助下，他在床上接受了祝福的圣餐。”这可能是真的，不过列奥纳多晚年皈依宗教听起来似乎更是瓦萨里的心愿而不是列奥纳多的想法。更令人信服的是，瓦萨里进一步评论道，列奥纳多“断定他冒犯了上帝和人类，因为他没有尽力去进行艺术创作”。这不是列奥纳多害怕的罪行和地狱之火，而是最后的“等等”那可怕的负荷以及下面空白的灰纸——所有那些没有完成的东西。

1519年5月2日，列奥纳多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七岁。根据惟一的信息——瓦萨里的说法，当时国王弗朗西斯在场，国王把他抱在怀中。最后的时刻到来时——“一阵突然发作，这是死亡的前兆”——国王“把他的头顶支撑起来，帮助他，以便给他带来舒适”。这真是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要是人们把它从创作于19世纪早期、关于这一主题的两幅过于煽情的绘画剥离出来），不过后来人们发现，列奥纳多去世的后一天，即5月3日时，从圣日耳曼昂莱发布了一道皇家命令。由于骑马从圣日耳曼莱昂到安布瓦斯需要两天时间，所以国王弗朗西斯5月2日不可能在列奥纳多身边，3日不可能在圣日耳曼。瓦萨里的记叙是否真实取决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签署命令（非常大胆地把名字署作“帕·勒·罗伊”，但实际上不是他写的）是否需要国王在圣日耳曼现场。正如列奥纳多遗嘱的开端那样，虽然“恰当考虑了死亡的确定性”，列奥纳多的离世带有典型的不确定性。在缺乏任何已知的最后话语的情况下，圣日耳曼命令上令人烦恼的的花体字使我们想起了他那深奥的信念：在被确认为真理之前，一切都要怀疑，都要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