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吾得到了我们的同意，便辞去了。隔不一会，他又一个人转来，邀我们出去找寻房屋。原来那陈老先生听说我们愿意和他们同居，也异常地高兴。所以在瞬刻之间事情便定夺下来了。我们便到箱崎神社前去找到了一家房子，是有楼的，楼上有四间居室，楼下也有两间。仿吾和陈老一门定住在楼上，我们一家三口便住在楼下。把租约议定了，第二天我们就搬了家。于是乎我的老婆便成为陈老一门的家政妇，我自己便成为听差。但我当时是怎样感激的呀!漂母的一饭原值得韩信的千金，况我和我的老婆是在出卖气力，我们是没有甚么可以羞耻的。

和仿吾同居在一处，我把月前同张资平两人的拟议向他提说过，他也很赞成。但他觉得人手太不够。据他的意见，东京的留学生能把中文写通顺的都没有好几个人，更说不上甚么文学。他主张慢慢地征集同志，不要着急。

仿吾和我们同住了两个礼拜的光景，我白天是要进学堂上课的，他和陈老父子、特别是那位管家似乎不很相得，他的生活很有些无聊。我们劝他回东大去继续学业，他起初很迟疑，以为再当冯妇是可耻的事。但他也经不起人多口众的劝说，终于决心再往东京。他动身时是在一天晚上乘的夜车，天气已经渐渐寒冷了下来。我记得他是披着我的一件披风去的，到了东京之后又邮寄了转来。

陈老所打算就诊的眼科大夫是大西教授。那是很有怪癖的人，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说，是有点癫痫性。他在德国留过十二年的学，在日本的眼科中是数一数二的国手，在日本医学界中也怕是数一数二的怪人。

他的逸话很多。

有一次听说有一位日本的陆军大将或是中将找他疗治眼疾，走进了他的诊察室，向他举手行礼。

他叫着：“把帽子脱了!”

那将军遭了他的叱咤很出意外，但也很倔强地回答了一句：“帝国的军人是不脱帽的。”

大西听了便跳起来，连忙把那将军推出门去，不让他说出第二句话来。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进我诊察室的人不脱帽。”

像这样的逸话在学生中传说着，是真是假虽不得而知，但大家都很怕他。特别是在他名下的助手，怕他就和怕老虎一样。因此他那一个教室里，助手是寥寥无几的，但也怕是由于眼科不甚吃香的原故。

陈老来找他，学校里的老同学们为他介绍，但大家都很战战兢兢地深怕触犯了那怪教授的逆鳞。中国人的旧礼节也是不脱帽的，因此陈老头上的那顶瓜皮小帽，又成为了大家的忧虑的焦点。那叱咤将军脱帽的一段故事也有人在他面前提说过，意思是要那老先生注意，和大西见面时把瓜皮小帽脱了。那老先生倒还很通方圆，据他说“入乡随乡”，脱帽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据我在旁边所亲眼看见过的说来，老先生住在病院里的时候，大西教授每天是要来诊察一次的，老先生有好些次便没有脱帽，怪教授也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我想，大约他是看到陈老是上了年纪的盲人，又不远千里地走到海外来就他，他也是在感着义气的罢？

陈老的眼疾据诊察的结果是白内障(Cataract)，假使施行手术，或许有复明的希望。老先生的热心真可佩服，就是要略略见血的手术，他也甘愿受。在施行手术之前的准备是很慎重的，血液的检查，小便的检查，各种内科疾患的有无的检查便费了几天。食饵的调节也特别严格，这一层似乎把那老人苦了不少。湖南人爱吃辛辣的食物，就是上了六十岁的陈老每餐没有姜，没有辣椒，是食不甘味的。但怕会激起老人的肾脏病，这辛辣的食物却在最严禁之列。不过那老先生也很能忍耐，因有复明的希望在后头，医生说什么他也就唯唯听命。他时常爱这样说，他的眼睛将来复明时，能够看见我们一眼，他是多么高兴呵。

起初受种种诊察的时候是住在寓所里，遇必要时再到学校去，后来决定要行手术，便移进病院里去了。我和陈老的儿子和管事三人便轮流着在病院中陪他过夜。行手术的时候因为有课，可惜我不曾临场。据说大西教授很得意，说他的手术进行得很顺畅，复明的希望或许是有的。

天气一寒冷起来，学校里的人体解剖便开始了。一个礼拜有三次，都是在下半天。八个人解剖一架尸体。尸体分成八部分，头部，胸部连上肢，腹部连大腿，胫连脚，左右各一人。余下的背部是归头部的两人解剖的。第一学期解剖筋肉系统，第二学期解剖神经系统，在约略四个月的期间要把这全身的两项系统解剖完。因为左右是对称的，所以一个人便须得轮解着八架尸体。尸体是用防腐剂福尔马林(Formalin)注射过的，全身缠着纱布，储在解剖教室的尸库里。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的一样，拿着刀子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碎了。最后是像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福尔马林的臭味倒还不甚恶劣，但到时间经久了，绷带的保障已经不严密，尸体上要发起霉来。天气一热时更要腐化，甚至钻出些蛆蛹来。这样叙述着好像很恶心，但在解剖着的人看来，实在好像在抱着自己的爱人一样。特别是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了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