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上吃完点心起，我就和二妹分站在大门口左右两边的门墩儿上，等着看“出红差”的。这一阵子枪毙的人真多。除了土匪强盗以外，还有闹革命的男女学生。犯人还没出顺治门呢，这条大街上已经挤满了等着看热闹的人。
　　今天枪毙四个人，又是学生。学生和土匪同样是五花大绑坐在敞篷车上，但是他们的表情不同。要是土匪就热闹了，身上披着一道又一道从沿路绸缎庄要来的大红绸子，他们早喝醉了，嘴里喊着：
　　“过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
　　“没关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
　　“哥儿几个，给咱们来个好儿！”
　　看热闹的人跟着就应一声：
　　“好！”
　　是学生就不同了，他们总是低头不语，群众也起不了劲儿，只默默地拿可怜的眼光看他们。我看今天又是枪毙学生，就想起这几天妈妈的忧愁，她前天才对爸爸说：
　　“这些日子，风声不好，你还留德先在家里住，他总是半夜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来，怪吓人的。”
　　爸爸不在乎，他伸长了脖子，用客家话反问了妈一句：
　　“惊么该？”
　　“别说咱们来往的客人多，就是自己家里的孩子佣人也不少，总不太好吧？”
　　爸爸还是瞧不起地说：
　　“你们女人懂什么！”
　　我站在门墩儿上，看着一车又一车要送去枪毙的人，都是背了手不说话的大学生，不知怎么，便把爸妈所谈的德先叔联想起来了。
　　德先叔是我们的同乡，在北京大学读书，住在沙滩附近的公寓里，去年开同乡会跟爸认识的。爸很喜欢他，当作自己的弟弟一样。他能喝酒，爱说话，和爸很合得来，两个人只要一碟花生米，一盘羊头肉，四两烧刀子，就能谈到半夜。妈妈常在背地里用闽南语骂这个一坐下就不起身的客人：“长屁股！”
　　半年以前的一天晚上，他慌慌张张地跑来我们家，跟爸用客家话谈着。总是为一件很要命的事吧，爸把他留在家里住了。从此他就在我们家神出鬼没的，爸却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青年。
　　我是大姐，从我往下数，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除了四妹还不会说话以外，我敢说我们几个人都不喜欢德先叔，因为他不理我们，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的脸太长，戴着大黑框眼镜，我不喜欢这种脸。再就是，他来了，妈要倒霉，爸要妈添菜，还说妈烧不好客家菜，酿豆腐味儿淡啦！白斩鸡不够嫩啦！有一天妈高高兴兴烧了一道她自己的家乡菜，爸爸吃着明明是好，却对德先叔说：
　　“他们福佬人就知道烧五柳鱼！”
　　凭了这些，我也要站在妈妈这一头儿。德先叔每次来，我对他都冷冷的，故意做出看不起他的样子，其实他并不注意。
　　虽然这样，看着过出差的，心里竟不安起来，仿佛这些要枪毙的学生，跟德先叔有什么关系似的，还没等过完，我就跑回家里问妈：
　　“妈！德先叔这几天怎么没来？”
　　“谁知道他死到哪儿去了！”妈很轻松地回答。停一下，她又奇怪地问我：“你问他干吗？不来不是更好吗？”
　　“随便问问。”说完我就跑了，我仍跑回门外大街上去，刚才街上的景象全没有了，恢复了这条街每天上午的样子。卖切糕的，满身轻快地推着他的独轮车，上面是一块已经冷了的剩切糕，孤零零地插在一根竹签上。我的两个门牙刚掉，卖切糕的问我买不买那块剩切糕，我摇摇头，他开玩笑说：
　　“对了，大小姐，你吃切糕不给钱，门牙都让人摘了去啦！”
　　我使劲闭着嘴瞪他。
　　到了黄昏，虎坊桥大街另是一种样子啦。对街新开了一家洋货店，门口坐满了晚饭后乘凉的大人小孩，正围着一个装了大喇叭的话匣子，放的是“百代公司特请谭鑫培老板唱洪羊洞”，唱片发出沙沙的声音，针头该换了。二妹说：
　　“大姐，咱们过去等着听洋大人笑去。”我们俩刚携起手跑，我又看见从对街那边，正有一队光头的人，向马路这边走来，他们穿着月白竹布褂，黑布鞋，是富连成科班要到广和楼去上夜戏。我对二妹说：
　　“看，什么来了！咱们还是回来数烂眼边儿吧！”
　　我和二妹回到自己家门口，各骑在一个门墩儿上，静等着，队伍过来了，打头领队的个子高大，后面就是由小到大排下去。对街“洋大人笑”开始了，在“哈哈哈”的伴奏中，我每看队伍里过一个红烂着眼睛的孩子，就大喊一声：“烂眼边儿！”
　　二妹说：“一个！”
　　我再说：“烂眼边儿！”
　　二妹说：“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