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这些官员，”K．迟迟疑疑地说，“他们当中有这样的货色。

　　你父亲怎么办啦?我希望他曾向有关部门强烈控告索尔蒂尼，如果他不是宁愿走更便捷更稳当的路去贵宾酒家的话。这件事情上最可恨的不是阿玛莉娅受到侮辱，这容易得到弥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偏偏要特别看重这一点，索尔蒂尼怎么会凭这样一封信就使阿玛莉娅终生背上坏名声呢，所以你的叙述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可是这恰恰是不可能的，让人家向阿玛莉娅赔礼道歉并不难嘛，几天以后这件事就忘记了，索尔蒂尼没有使阿玛莉娅丢脸，而是丢尽了自己的脸面。所以我害怕索尔蒂尼，害怕他居然能这样滥用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了的，因为话说得清清楚楚，很露骨，并且碰上了阿玛莉娅这样一个头脑冷静的对手，在千百种别的情况下只要事态稍有不利就可能会完全成功并且可能会瞒过众人的耳目，也瞒过受害者的耳目。”

　　“别说了，”奥尔嘉说，“阿玛莉娅在往这边看。”阿玛莉娅已给父母喂完食，现在正在给母亲脱衣服，她刚给她解开裙子，让母亲用胳臂搂住自己的脖子，把她这样略略抬起一点，脱下她的裙子，然后又把她轻轻放下。父亲一直不满意母亲先得到侍候，而之所以有这样的事，显然仅仅是因为母亲比他更需要帮助，他试图自己脱衣服，也许也是为了惩罚臆想中的女儿的拖沓迟缓吧，但是，尽管他从最不必要和最容易的事情上着手，要脱那双只是松松地套在他脚上的特大拖鞋，他还是怎么也脱不下来，很快他就只得喉咙里呼噜呼噜直响地作罢并又僵直地靠在椅子里。

　　“你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奥尔嘉说，“你说的也许都对，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她不去贵宾酒家。她如何对待那信使，这本身也许还过得去，这本可以掩饰过去。但是由于她没有去，厄运就落到我们一家人的头上了，对待信使的态度如今当然也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这甚至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

　　“怎么！”K．嚷嚷并立刻压低声音，因为奥尔嘉举起双手作恳求状，“你，身为姐姐，总不是在说，阿玛莉娅本应该听从索尔蒂尼去贵宾酒家吧?”，“不，”奥尔嘉说，“但愿我受到保护免遭这样的怀疑，你怎么会这样认为。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像阿玛莉娅这样做什么事都完全在理。假如她去了贵宾酒家，我当然同样也会认为她做得对。但是她没有去，这是英勇行为。至于我，我向你坦白承认，假如我收到这样一封信，我就去了。

　　我会忍受不了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恐惧，这只有阿玛莉娅做得到。是有一些办法的呀，譬如另外一个女人就会好好打扮自己，这样就可磨蹭掉一些时光，然后她来到贵宾酒家并得知索尔蒂尼已经离去，也许他派出信使后立刻就乘车离去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老爷们喜怒无常。但是阿玛莉娅不这样做，没做任何类似这样的事，她受到了太深的侮辱，作出了毫无保留的答复。只要她用某种方式假装服从，只要她恰好在合适的时候跨过贵宾酒家的门槛，厄运就可以避免，我们这儿有很聪明的律师，他们能把一件虚无缥缈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连这有利的‘虚无缥缈’也不存在，相反，贬损索尔蒂尼的信倒是有的，还有侮辱信使。”

　　“可是究竟是什么厄运，”K．说，“什么律师?人们总不能因索尔蒂尼的罪恶行径反而指控或者甚至惩罚阿玛莉娅吧?”“能的，”奥尔嘉说，“人们能这样干，不过不是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人们也不直接惩罚她，但是人们分明用另一种方式惩罚她，惩罚她和我们全家，这惩罚有多厉害，这一点你大概开始认识到了吧。现在你觉得这不公正和骇人听闻，这是一种在村里极个别的看法，它对我们很有利并且可以安慰我们，而如果它不是显然基于错误认识，那它倒也确实是一种安慰。对不起，只要我谈到弗丽达，我就能轻易向你证明这一点，但是在弗丽达和克拉姆之间，撇开事情最终如何演变不谈，发生了跟在阿玛莉娅和索尔蒂尼之间完全相似的情况，可是现在你却已经认为这是对的了，虽然你开始时可能也感到吃惊。这不是习以为常，在只需要作出简单的判断时，人们不可能因习以为常就这样迟钝；这只是改正错误认识而已。”

　　“不，奥尔嘉，”K．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把弗丽达扯进这件事情中来，情况完全不一样嘛，别把完全不一样的事乱搅和，你还是继续讲下去吧。”“对不起，”奥尔嘉说，“请你别怪我坚持作这样的比较，如果你以为必须为弗丽达辩护反对作比较，那么这也还是关于弗丽达的错误认识上的一种残余。根本没有什么要为她辩护的，而是只应该称赞她。如果我比较这两种情况，那么我并不是说它们是一样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像白与黑之间的关系，白是弗丽达。在最坏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取笑弗丽达，像我没有教养地——我后来很后悔——在酒吧间里所做的那样，但是即使谁在这里取笑，谁就已经是有恶意或妒意，不管怎么说，人们总算还能笑一笑，可是对于阿玛莉娅，除非和她有血缘关系，否则人们就只能鄙视。所以虽然诚如你所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但是却也有相似之处。”